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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在旷野上的白鹿精魂(2)
阳光东坑  http://dk.sun0769.com/   2013-03-04 11:25

    二、革命战车上的个人争斗

    尽管我们一再被“教育”革命是无功利的,是为了推翻腐朽的不合理的制度,是伟大牺牲精神。但革命导师恩格斯却明确表示:“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为原则”。 [6]而这种利益的博弈很多时候更体现为残忍的个人争斗,而争斗的起源有时还显得那么的“荒诞不经”。

    鹿三又耐心地交代说:“白家人老几辈儿,都是仁义居家,人家的长工也不是随便雇的”。

    黑娃说:“我没说嘉轩叔不好不仁义。我还记着嘉轩叔给我出钱让我念书。我还记着你不要我念了,嘉轩叔拉着我的手送到学堂……”

    “对对对,这就对嘛!”鹿三说,“你既是记着嘉轩叔的义举,那为啥不去?”

    黑娃嗫嗫嚅嚅:“我嫌……”

    鹿三追着问:“你嫌啥不行?”

    黑娃说:“我嫌……嘉轩叔的腰……挺的太硬大直……”[7]

    这是《白鹿原》中的一段原文,是白嘉轩的雇农鹿三和儿子黑娃的对话。黑娃对于颇显仁义的白嘉轩,并没有多少感动,反而有着强烈的精神压抑和莫可名状的厌恶。不难指出,黑娃要革命,最初的动机并不是挽救国家和人民于水火之中,也不是摧毁腐朽的旧制度,而是发自内心的对白家的厌恶。黑娃没有任何理由厌恶白家,但是他厌恶,他厌恶白嘉轩挺直的腰杆,他害怕白嘉轩的面孔,他甚至厌恨从小的白家玩伴。这是地位相对低下者发自内心的敏感和敬畏,也是人发自内心的对独立、平等的渴望。这份敏感、自卑、敬畏、渴望自由的复杂精神,混合起来促成了个人对于自身身份、地位的争斗,就是黑娃闹革命的最深层心理动因。

    黑娃在白嘉轩面前是自卑的,这种自卑一直折磨着他,而他骨子里的叛逆精神让他要冲破白嘉轩带给他的禁锢。此后,黑娃当土匪、闹“农协”、参加革命,一定意义上都在挣脱白嘉轩“施加”的无形的枷锁。有了势力后的黑娃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派人打折了白嘉轩的腰,而他闹“农协”时砸掉具有象征意义的祠堂,使劲挺直他的腰杆向白嘉轩要祠堂的钥匙,这些都呈现出了革命的盲目性和报复性,以此很大程度上消解了革命的神圣性。

    鹿兆鹏、百灵们之所以要闹革命,一方面是受了革命理想和理论的影响,然而一个更深层的诱因是,他们都渴望自由,渴望自由的生活、自由的恋爱。家是最好的避风港,家也是最牢固的牢笼。渴望自由的叛逆,是这些青年学生闹革命的一个动因。他们都有潜在的“弑父”情结,他们要反抗家长制的作风,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革命后隐藏的是“个性”的追求,而只有通过个人争斗,才能实现这一愿景。

    让一切回到了毛茸茸的“原真”状态,用“人性”解剖“民族秘史”,这又是作家陈忠实重构叙述的一个重要支点。在争斗中,心理诉求成为一个重要甚至根本因素后,最终归回到人性的深处便是顺势之举。也或许,革命本身就是人性原初的欲望。

    正是这种个人争斗,让一切以革命名义攫取私人利益变得是如此的“残酷”:由于内部权力斗争,红军肃反肃掉了原上的“百灵鸟”白灵;革命胜利前夕,白鹿原上最早的共产党、红三十六军政委鹿兆鹏被无缘无故地枪决;朱先生视为座下最得意的关门弟子、率部起义的黑娃又在胜利后冤死在同志们的枪下;革命胜利后,一个革命投机者白孝文却成为新政权的县长,执掌了新式的权力。这种“残酷”让人胆颤心寒。

    陈忠实展现的裹挟革命外衣的个人争斗,除了“残酷”外,还有深深的“荒谬”:当白孝文心慈手软时,他过得极其窝囊,而当他心狠手辣时,却活得大红大紫;满腔热血的青年军官鹿兆海没有倒在日寇的枪口下,却倒在去剿灭自己同胞的战场上;黑娃做土匪做得无恶不作春风得意,改邪归正做好人却莫名其妙地被枪决……

    这些“残忍”和“荒谬”呈现出了血淋淋的个人争斗,策略性地消解了革命神圣的外衣,最终暴露出宗法制下的以小生产者为基本力量的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它既令人们思索历史的教训,又逼视人们正视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变迁与停滞背后的人性根源,看到人心底里那一丝丝最隐秘最根本的渴求,正是这些最细小最直白最难以言明的心态,造就了一个乡村乃至一个文明的命运。

    三、 告别廉价的乐观

    在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凭吊中,作家陈忠实将自己对文化的偏嗜引入到一个带有宿命意味的归途之中——一种生命中无可遁逃的必然。这种“必然”显然不是充满乐观精神的进化论,而是悲感十足的循环论。著名文学评论家耿占春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忠实的《白鹿原》则以近乎循环论的观点看待人们的苦难命运。”[8]

    革命似乎总是阶段性的,时不时地会出现小高潮。临近结尾时,《白鹿原》中有一处细节很耐人寻味:在批林批孔的年代,有一群红卫兵打着红旗从白鹿原走下原坡,一直走到坡根下去扒小说中的“圣人”朱先生的墓。挖开朱先生的墓后,这些红卫兵只搜出一块经过烧制和打磨的砖头,上面写着“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红卫兵们愤怒地摔掉砖头,却发现砖头里面同样刻着一行字:“折腾到何日为止”。这让学生和围观的村民全都惊呼起来……

    这种无休无止的折腾,成为一个巨大的隐喻,笼罩在整部小说中。一个民族、社会被撕裂开无法弥合的缝隙,这个缝最后又变成鸿沟,冤冤相报,只能靠血去填满。这种循环周始的悲剧让作者和读者都透不过气来。在白鹿原上,朱先生扮演了一位学识渊博且言行举止都极富教化力和感染力的大儒形象。正是这样一位先生,用他的见解带领着众人去穿越历史。
来源:《东坑》报 编辑:李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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