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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徘徊在旷野上的白鹿精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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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白鹿原》中，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便是白嘉轩。他是白鹿原上的大地主，而且对土地有着极强的控制欲，家里还养着佃农，前后娶过七房女人，阻止女儿参加革命。这些足以构成红色经典对地主进行讨伐的“要素”。
事实是，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解放区文学就逐步确立了“地主”的刻画模式和情感取向，而在阶级斗争的逻辑下，“地主”本身已经与“恶霸”划上了等号，并进一步推衍出“恶霸地主”这一合成词。这样的地主可以开出一长串：黄世仁、韩老六、南霸天、冯兰池、周扒皮、何大拿……
然而《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并没有因为土地而成为恶霸，他呈现的是“儒家族长”的形象。李星在《世纪末的回眸》就宣称：“白嘉轩是陈忠实贡献于中国和世界的中国家族文化的最后一位族长，也是最后一个男子汉。在他身上包容了伟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全部的价值——既有正面，也有负面。”[2]白嘉轩是靠着勤奋严谨起家的，他坚守“耕读传家”的古训，他那副在两根名柱上挂着的“耕读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的对联便是最好诠释。
综观小说，白嘉轩一直把自己摆放在白鹿原族长的位置上。作为一族之长，他始终把农民以耕作为本份，守护着家园，也严格维护族规和乡约。
真正让白嘉轩树立起族长绝对权威的，并不是威胁和压迫，而是他公正廉洁的处理族内的事物，而且都在祠堂内公开进行。儿子孝文在外吸毒滥搞女人，他也在祠堂内大庭广众之下，照打不误。因为，他的追求就是实现儒家的理想境界——“耕读传家”。他有儒家倡导的仁爱精神，他对待雇佣的长工鹿三，视为家庭的一员，以哥弟相称，并肩劳动，从不克扣工钱。他出钱让鹿三的儿子黑娃和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起到私塾上学。颇具象征意义的是，白嘉轩听从了朱先生的忠告不要再雇长工，在解放前三年没有雇长工，因此土改时免于被划成地主富农。
一直在红色经典里被树立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水火不容的决绝姿态，在《白鹿原》里是失效的。白嘉轩这个“地主”反而带领农民去反抗剥削、倾轧，维持原上的安宁的生活。白嘉轩是很本份，但这种本份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庸庸碌碌没有志向的普通庄户人。年轻时县里向农户征粮，白嘉轩站出来抵抗，居然也做出了放火烧粮的“义举”，“交农”事件使他确立了维护原上农户利益的带头人的地位。之后的白嘉轩在原上不问政事一心一意操持农事，只维护原上人的利益，在闹饥荒年中，他挺身而出祈求神灵，虽然灾难还是不可避免，但他的所作所为使他在原上更加有威信了。 毋庸置疑，之所以白嘉轩及白鹿原上的人之后平平稳稳地过着庄户人的生活，这和白嘉轩作为族长所立下的族风有密切的关系。
其实，我们更习惯一种“周扒皮”式的好吃懒做的地主，而白嘉轩却明显不同，他亲身参加劳动，而且视劳动为第一需要，如他自己所说“我干这着儿浑身都痛快”[3]。
然而，白嘉轩的视野绝对是狭隘的。在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天地里，他寻求的就是一种平衡和宁静。他所竭力维护的族规乡约实际正是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这一点，正如鹿子霖说他“除了祠堂还能弄啥呢？他知道祠堂墙外头的世事吗？”[4]祠堂是小农经济的堡垒，白嘉轩永远不会走出祠堂的范围。而在严厉的族规约束下，白鹿原上的人们的生活也周而复始、平稳安静。
如果把“儒家族长”这个角色进一步缩小到家庭里，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出某种隐喻意味和挽歌情绪。
在教育孩子上，白嘉轩一直充当着以严父的形象，他将几百年来白家所固守的一切儒家传统文化灌输给儿子，让他们也走“耕读传家”之路。两个儿子孝文、孝武在他的管教下明显区别于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本份，跟着父亲勤奋地耕作。但就是这么个让人敬佩的族长的长子孝文却因别人的唆使 竟突然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外乡来的别人的女人发生了纠葛，最后竟抽大烟完全堕落，令村里人无法想象和接受。接替哥哥位置的是孝武，从孝武的身上看到了昔日孝文的身影，白嘉轩还是那个倔强严厉的白嘉轩。白家人一心专事农事，看重并弘扬着族规族谱，延续着“仁义白鹿村”的风尚。
然而，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在当时新思想、新经济的冲击下已面临崩溃的边缘，而白嘉轩对新的事物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女儿白灵跳出封建樊笼，在新式学堂读书并向往革命，他采取了决绝的态度，甚至把白灵锁在屋中，急于包办婚姻把她尽快嫁人。即使这样，最终并没能阻止女儿走上革命的道路。
家庭中的带有挽歌情调的维持，再连缀上之前的仁义之举，白嘉轩很容易就能获得读者的“同情”和“尊重”。然而白嘉轩并没有被作者简单地处理成“翻案”人物，他的身上的残忍性、自私性、虚伪性都得到有效呈现。而这，才是一个“儒家族长”的整体。
白嘉轩自称一生没有做过一件损人利己之事，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他获得一包罂粟籽，种了十几亩罂粟，靠此发了财；为了一块风水宝地，他处心积虑地跟别人争斗；因为田小娥不合“规矩”，他进行残忍的惩罚；由于小儿子孝义的“性无能”，他设计让长工和儿媳“偷情”，以延续后代。这就体现了儒家文化的负向效应，自私、虚荣、残忍是不能忽略的另一面，而深味儒家文化的族长白嘉轩的形象一下子就灵动、立体起来。
林爱民曾指出：“作家无视人物特有的中国乡村的伦理生活环境，被政治观念所牵制，所创作出来的必定是扁平性格的妖魔化了的地主形象。”[5]而白嘉轩包含着的正是多重的的矛盾，既是一个敦厚的族长，又是一个冷血的封建人伦的维护者。作者打破了阶级斗争唯成分论的简单、教条、僵化的评论人物模式，让这个人物既隐喻着民族的理想人格和文化理性，也暗示着民族文化历史进程中的悲剧感。白嘉轩这个“儒家族长”本身就凝聚着宗法农民文化的负荷，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的进化史。
1988年，陈忠实正在陕西文联从事专业写作，他宣称并酝酿写一部“死后可以放在自己棺材里当枕头用的大书”[1]。于是，后来就有了长篇小说《白鹿原》。在《白鹿原》的卷首处，陈忠实引用了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毫无疑问，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的思潮下，陈忠实确实在重新审视业已本质化的“历史”，而他呈现出的正是对抗、消解和重构的个人努力和写作姿态，体现出了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应具有的世道良心。
注释：
[1]陈忠实：《看完<白鹿原> ，读者问我是否活着》，《广州日报》2007年8月21日。
[2]李星：《世纪末的回眸》，《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
[3] [4]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59页、217、346、523页。
[5]林爱民：《好一个“大写”的地主》，《名作欣赏•文学研究》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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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坑》报 编辑：李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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