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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时代的回忆(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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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爱因斯坦
二、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
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
说罢学校的正常教学及老师之外，更值得一提的是校内丰富多彩的各种课外活动。这些课外活动可能让学生们更加印象深刻、没齿难忘。说到这个话题，当时没有提到震天价响的“素质教育”高度，但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肯定地说这就是对学生德、智、体、美全方位素质的培养，绝非停留在嘴上的赶时髦喊口号，而是在认真地做。另一方面，在学生中搞课外活动需要老师引领和辅导，所以这实际上也是在检验老师教书以外的本事和才气，这让我见识了老师们的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当时在校内起码有十几个社团和兴趣小组，每个社团都是由某位老师自告奋勇地组织起来的。
先说体育。三年“自然灾害”挨饿的时候，学校的体育课就停了。一些学生因营养不良导致浮肿，针对这种情况，市、区政府调集一些带鱼、黄豆等食品，把浮肿的同学组织成小组，由某位同学的家长做熟，集中在一起吃营养餐，对祖国花朵的身体聊补一二。待到国民经济好转，体育课立即恢复并且课时加倍，每周两次体育课，每次两节，并且都是安排在上午进行并不是应付了事。那时中国足球落后（几十年以后仍未好转），就在男少年中重点发展足球。上课时，老师从脚弓、脚面、脚内侧、脚外侧、顶球、运球的正规踢法开始教授，后来还教什么“二过一”等战术。课上练习，课下实战，在高年级组织班级队，每天中午进行比赛，以选拔出校代表队。男孩子哪有不喜欢踢球的，组建班级队就要大家选出参赛队员。我身体不强壮，个子也不高，怎么也不能入选却无可奈何。但又不甘心只当啦啦队，怎么办呢？就利用中队长的身份与队员商量，这一场替一个队员踢一会儿，下一场替另一个队员踢二十分钟过过瘾，这可得领人家老大的人情呢！我们班队水平不行，几轮过后就被淘汰了。但是我们校队却很厉害，为了提高校队水平，由比我们大不了太多的青年教师组成了球队与学生队进行对抗比赛，作为强化训练。比赛时球场周围全是观众，欢声雷动一齐呐喊叫好，就像节日一样。等到正式比赛开始，我校把周边其他校的校队踢得落花流水，得到了区冠军，后来到市里参加比赛，记得是获得了第四名。
另外，每年区里都要开中小学田径运动会，各校的学生把体育场坐得满满的观看比赛，比赛结束后由天津队和河北青年队（这都是当时国内顶级足球劲旅）来一场表演赛，放在职业化的现在是不可以想象的。同学们看得如醉如痴，争说几号几号是国家队的队员以显示自己懂行，球踢进了则大喊大叫，我在这种氛围和环境中从小就被培养成了足球迷。后来长大成人在大学教书，学校每年开运动会，万米长跑时为防冷场，要进行足球比赛助兴。尽管我不能上场踢球，但被推为裁判员入场执哨，总算充了一把大头蒜。站在队员面前高喊“报数”，然后抱着足球领着双方球员入场，非常神气。吹哨时出现误判，学生队员就在接受判罚时对我做个鬼脸，于是心中十分得意。再后来因职务所系，还参与了中国职业联赛的天津队（泰达队）的组建，真是与足球缘分不小，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虽然我身体素质不行，但老师喜欢我并且认可我对体育的热情，于是把我招进校乒乓球队，这下我高兴死了!每个周日到校训练极为卖力。练了一阵就出去比赛，记得是五人对抗的赛制，我代表学校出场了。第一次参加比赛好紧张，球都不会打了，不是下网就是出界输了个一塌糊涂，沮丧劲就甭提了。停了两场以后又被派上去打，这次总算争气，为校队拿了一分，但是我们还是被淘汰了。不知当年的队友今安在否？挺怀念他们的。
除了这些热门项目之外，学校体育教研室还搞了一些前卫的项目，比如手球，这项运动到现在也并不普及；圈篮球（用三根竹竿张开，上面结个网权当篮筐，由一个队员举着，其余队员按篮球规则比赛，往里投球）等等，总之校园里各种体育比赛几乎不间断，用兴趣引导促使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真是太好了。
转瞬间过了一个甲子，有一次曾路经母校想进去看看，回味一下当年的学生生活，但门卫说什么也不让进，跟校长商量也没用。失望之余只能从外面瞥了一眼，只见校园里地面上都铺上了水泥砖，看似整齐了，但当年引起童趣、热火朝天的体育活动还能再现吗？天知道。
说罢体育再说音乐。母校的音乐教育在当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极具特色的。前面说过学校有专门的音乐教室，与教学楼遥遥相望，使得上音乐课不干扰其他课程的教学。教室中配备钢琴、脚踏风琴，还有一套电唱机可以放音乐唱片。这些设备现在看不算什么，但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一所小学有这样的装备可以说是相当先进了。不过仅有设备还不够，更重要的是人，要有合格的并有责任心的教师才行。当年把学校的音乐教育搞得有声有色，完全得益于我们的音乐老师杨延龄先生。杨老师是归国华侨，虽然只是个小学教师，但毕生热爱音乐，自视甚高，也是个作曲家。对启蒙孩子们的音乐潜质，让音乐从小陶冶孩子们的心灵，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和热情，音乐教室就是他的阵地。在教室正面挂领袖像自不待言，但背面墙上则挂着一个抽象化的竖琴模型做装饰，两边是中国音乐家聂耳和冼星海的画像，使每个进入教室的学生都能受到强烈的音乐艺术氛围和熏陶。
上世纪50、60年代，中国南方每年有“上海之春”音乐会，北方有“哈尔滨之夏”音乐会，都是专业的，而天津则有“夏季露天音乐会”，是群众性业余的。杨老师组织我校合唱团每年积极参加，到会献艺，合唱水平令市里的组织者刮目相看。有一次在报纸上还登出了杨老师指挥我校合唱团演出的照片，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的热情，从此合唱团就成了校内的第一社团和一个亮点。可惜那时候我才一、二年级，没有资格参加。
等我升到高年级，合唱团的水平更加了得。除了上百人的大团之外，杨老师还组织了一个十几人的小团，由他亲自编排、二度创作，对全社会都熟知的歌曲《浏阳河》搞了一个小合唱，其中有齐唱、合声、变调，并加入一些自创的旋律等等，把这个歌唱得面目全新，全部唱完要十几分钟。我有幸参与其中，每次练习大家都将华丽的曲调唱得字正腔圆，结果惊动了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邀请我们到电台录音。记得一辆中吉普拉着我们到位于七里台的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大家的好奇和高兴劲就甭提了，感觉一切都非常新鲜。踏进橡胶地板的录音室，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工作人员给我们讲解了一些注意事项后，等到红灯一亮我们就尽情高歌。记得是录了两遍，录完之后放给我们听，每个人都努力想听到自己的声音，有一个同学声音独特有点不好意思，一个劲地捂脸。从此我们就和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结缘了，去过很多次。比如电台要普及一首新歌曲，就由我们充当学唱，再如杨老师有了新创作的歌曲，发表之余也把全合唱团拉到电台录音，然后在电台播放，这不啻是一种极大的荣誉。还记得为了增加合唱的效果，校方出面联系了恒源纱厂的工人管乐队为我们伴奏，各种铜管乐器吹奏起来震天价响，小学生们哪见过这种阵势啊!练习中间休息时一个吹大号的工人叔叔来点儿小调皮，点燃一支香烟，让青烟从喇叭中冒出来惹得同学们大笑。这一切美好的回忆就像发生在昨天。
几十年后，我曾经邀请杨老师和他不同年代的学生到家中做客，我弹起钢琴奏出杨老师的作品前奏，当年的合唱团同学立即唱了起来——“辽阔的土地，无边的大海……”一点也不陌生，杨老师会心地笑了，虽然他自己已经记不清自己的作品了。
说罢音、体，该说美了。记得学校里只有一个教全校图画课的姜老师。提起当年学生的美术课可不是可有可无，课时不会随便被什么主课占去，也不是应付应付让学生们任意涂鸦。我记得清清楚楚，老师曾认真地教了我们平面透视法，即如何在平面上表现立体图像。尽管一知半解，但也记住了画房屋、桌椅等立体图像时，在纸上要有一条虚的中心线，两端要有一个消失点，立体的物体在平面上的各个角度向消失点看齐，如此画来则可以准确地表现立体画面而不失真。请注意，这是小学的美术课啊！此外还教过我们用水彩画二方连续、四方连续图案，这又相当于工艺美术基础了。当然学生中对美术感兴趣的不很多，但毕竟还有一些，于是就有美术课余小组，由姜老师带着发展兴趣，学校的黑板报就是他们的阵地。老师如何带他们活动不得而知，但可以看到要求很严。有时我看他们画板报，认为已经画得很好了，但老师看后并不满意，于是给予指导后擦掉重来，直到达标为止。再有就是各班的教室总要布置一下，领袖像两旁有剪贴的美术字“为革命而学习”，于是老师就以此为基准教同学们学写宋体美术字，有心的同学肯定能学到一些基本方法。顺便说一句，若干年后在农场务农，有些场合也需要写一些标语之类。于是我就上去逞能，以小学学到的那点儿基础，让人把纸贴在墙上，用排笔直接写上“吃饱饭不死人，苦干大干一冬春”等方块字，好在没人笑话，总算没给老师丢人。
至于其他各个社团小组的成立，要同学们自愿报名参加，比如话剧组。小组曾诚邀我参加，当时排练的第一个话剧是《小马克捡了个钱包》。内容是美国黑孩子马克，品行端正，为人诚实，捡到一个钱包想归还给失主，但是因为他的肤色，受到歧视，丢失钱包的白人面对完璧归赵的失物，非但不感谢，反而诬陷马克偷了他的东西。周围没人帮马克说话，于是酿成了一个悲剧，这是一个反对种族歧视的作品。可惜我要参加合唱团就没能参与排演话剧。
另一个同学们踊跃参加的社团是鼓队。我们学校的鼓队是很有名气的，记得学校购置了一套鼓乐，几十个小鼓两个大鼓和铜镲，只可惜没有小铜号。由辅导老师编排了四套打法，敲起来节奏鲜明，还有些花样，并且经过训练可以步伐整齐地在行进中边敲边走。每逢区里搞什么活动，鼓队是必去渲染气氛的。队员们白衫衣、蓝裤子、白球鞋，佩戴红领巾，排着队背着鼓一路走向会场，不时地敲一阵，非常神气。特别是完成任务后回校时，一进入学校的街道，立即精神抖擞，鼓乐敲得格外响亮和整齐，由一个大队长在前面引领，气宇轩昂地回到学校，引得路人侧目驻足。关于鼓队有一个小花絮：我们班里参加鼓队的有好几名同学，不时技痒。于是就趁少先队过队日的机会把鼓借来，郑重其事地首先由班里的旗手打着队旗，边上有两个护旗手很正规地出旗，鼓手则随着队旗敲打一番以示隆重，直至出旗完毕才停下，其实是想趁机过过敲鼓的瘾。
学校里还有一个航模队，由老师带领着做飞机模型。那时候经济条件不允许，学校不能提供正规的材料，就由参加航模队的同学自己寻找木材，简易工具就是锯条、锉刀和砂纸，做成的飞机模型在学校操场上用橡皮筋弹射，很多同学在旁边观看，但是飞不了几秒钟就掉下来，一片惋惜声。后来经过改进能盘旋一会儿了。后来不知是什么缘由，可能是受到奖励得到的奖品吧，航模队得到了一些正规材料，摆脱了只做小飞机的限制，可以先做出航模骨架，再用毛边纸和胶水粘合成机身和翅膀，做比较大的飞机模型，用手举着放飞滑翔。
还有其他社团就不一一列举了，凭记忆还可以举出游泳队、田径队等等，我的大姐就是游泳队的，据说还练得不错，达到三级运动员水平。总之那时候上学是很快乐的，课程深度不如现在，但是学到的知识是扎实的。
本人到了晚年回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深深感到孩子进入学校，是进入社会的开端，就像一张白纸，染上什么颜色、画上什么内容，就成为日后的基本色彩和色调，因此学校和老师最重要。正规的学校教育开启学生的智力自不待言，但是不能片面地把学生变成追逐分数的书呆子，尤其小学阶段应该是在无忧无虑、快乐的氛围中学习，而不能让孩子在考试的压迫下变成分数的奴隶，从小产生厌学的情绪。培养德才兼备、体魄健全的人才，才是教育的本质。（文 / 王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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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坑》报 编辑：李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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