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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时代的回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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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们一把钥匙，去打开宇宙的秘密，把学生编成一支队伍，向着美好的明天进军。
——《教师之歌》
一、我的学校和老师
我的少年时代，即小学六年学习时光，是我接受正规教育的起点和完整的一段，回想起来真是令人难以忘怀、回味无穷！1959年，我由幼儿园到河北区新开小学（当时叫三区第一中心小学）入学。该校称中心小学应该是现在所说的重点学校吧，从学校的设备及师资水平来看，称其为重点校在当时是当之无愧的。学校有一个两级台阶的大红门很是气派，进门后面对的是一个小花园，左手是单独的音乐教室，右手是双排相联的两层教学楼，两排楼之间还有一个活动空间供学生课间活动。教学楼南北对称，呈半个回字形自然形成了代替学校围墙的边界，行人走在路上就能听见琅琅读书声。教学楼之间是个司令台，全校作课间操时有人在台上领操，司令台对面就是一个大操场。在孩子们眼里这操场好大哟，因为摆上球门就是一个足球场。
衡量一个学校办得如何，当然要看师资能力和教学水平。现在回忆，母校的师资队伍是一个由若干年长的一级、二级教师带领一批青年新秀的集体。很多教师除了教书之外都身有特长，课上课下对学生可谓呕心沥血全身心投入，以至于很多学生毕业多年仍师恩难忘，师生关系亲如父母终生联系不断。我入校时个子矮小身体多病，并不起眼，也算不得优等生，连第一批戴红领巾都没有资格。一直到了高年级情况才有好转，这得益于几位老师的教诲。
先说说教语文的班主任施学文老师。施老师课上中规中矩讲解课文自不待言，遇到课文中的唐诗，教我们怎样抑扬顿挫地朗诵，至今记忆犹新。其独特的教学风格是对每一课的课文，先让学生们预习，把生字、生词划出来，由大家自己查字典、查词意，然后相互对照，最后得出结论。这无形中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自学能力，因此同学们预习非常积极，都希望自己查得的结果被老师和同学认可。最后老师拍板取得一致意见后，作业也就布置好了。对不起，作业量很大：要求大家每个生字抄写十遍，解词抄写五遍加深记忆。办法虽有些笨，但不能否认其效果。那时候我比较散漫，自恃有点儿小聪明，觉得已经明白了不必机械性重复，所以总是对作业打折扣，如果作业太多就干脆不写，上床睡觉了事。等到翌日检查作业时，每每被小组长当众点名，列入没完成作业的同学名单。我混迹其中是唯一带着两道杠的中队长，很没面子，所以老师不喜欢我。但是另一方面老师又鼓励学生多读课外书，多写作文。有一次在讲一节诗歌内容的课文后，老师希望学生也试着模仿写几句，其实也就是说说而已，没人当真。但是我觉得卖弄一下的机会来了，仗着读了一些如《林海雪原》《暴风骤雨》《红旗谱》等小说，就写了一首所谓自由体的“诗”交了上去，内容是表达我们现在的学习生活是多么的幸运和幸福，豪言壮语是免不了的，为了每一句的押韵还着实搜肠刮肚一番。可惜的是当时没有档案意识，没有保存，都丢弃了，实在可惜。如果留到现在回头看看小时候的幼稚“作品”，不是很有意思吗？没想到施老师见到后很重视，把这所谓的诗拿给年级组传看，可能多少有点炫耀的意思吧，于是我在老师中间小有名气，引起了关注。
当时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张秀兰老师是个有思想、有威信的女教师，工作很有创造性。为培养学生自组织能力和搞宣传工作的素养，决定在学校内办一张少先队队报，取名《火炬报》，由学生自编、自刻、自印、自发行，还任命了比我高一年级的杜林同学当主编，我则忝列为小报的编委之一。《火炬报》每两周开一次编委会，讨论同学们投的稿子，选出较好的文章稍加修改，由主编拍板后就刻印，很是红火了一阵。除了编报以外，编委会还会被赋予其他任务。记得有一次全校教室粉刷并作彻底的大扫除，喷浆刷白的活计由男老师们干，其余老师带着学生们作卫生。我们（火炬报编委）则不参加劳动，而是在现场巡回采访，发现有什么值得报道或提起表扬的事情，当场写稿件送广播站广播，用以鼓舞师生的干劲，很像那么回事，对我们锻炼很大。由此我的胆子也大了起来，想什么就写什么，没有顾忌，没想到引起了一场风波。
起因是我的姑父业余爱好养鱼，弄了一些比较新潮的热带鱼自娱自乐。假期我去他家小住，对什么神仙、红箭、黑玛丽等品种观察一番，觉得有意思，更兼高年级有了自然课，鼓励学生们观察自然，于是就动笔写了一篇欣赏热带鱼的文章，发表在了《火炬报》上，记得在报头上还刻了条神仙鱼以引起注意。文章印出来后，众说纷纭，引起了争议。在当时重提阶级斗争的氛围中，被一些偏“左”的教师很严肃地提出批评，上纲上线说是文章鼓吹资产阶级闲情逸致和生活方式，应该引起警惕。天哪，我的姑父是血统纯正的工人，正宗的无产阶级，哪来的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啊！可当时没处说理也没人听你辩解，虽不至于整人，但指责我的班主任对学生引导不当云云，很紧张了一阵。我当然并不知情，但后来很多关心我的老师都找到我，提醒我以后再写作文时要注意，要多写健康的东西，言外之意不就是说我以前写的东西不健康吗？这还了得，吓得我够呛，从此除了正常作业之外不再写任何东西了。古人云“七岁看老”，真是不无道理。不可否认的是从小学阶段培养的写作能力使我日后得益匪浅，尤其在参加高考的关键时刻着实给我助了一把力。更没想到的是写作日后成了我立身谋生的手段，对此应该说什么好呢？
再来说说我的数学老师张遵严先生，可以说张老师是校内最优秀的老师，没有之一，能碰到这样的老师实乃三生有幸。教学深入浅出言简意赅，每次上课都带着几块小黑板，上面工工整整的仿宋字，是本堂课讲完教案后的例题，带领同学们计算解题，最笨的学生听了他的课都能得到基本的知识要点。喜欢老师当然就爱屋及乌喜欢算术课，甚至很多学生都模仿他写的字。为提高教学水平，他积累了各式各样的习题。很多学生不满足于课堂上的知识，就缠着他要一些课外的题来做，我自然不能例外。张老师根据教学进度选出一些题目，我们则每天抄几道有点儿难度的算术题来解，乐此不疲。还专门钉了一个本子把做课外题的结果与每天的正常作业一起交上去，送给老师批改，每一次都及时地得到张老师的批改反馈。对于学生做题时用的一些新方法都给予鼓励，看到做题的办法比较笨也给予启发，提高学生对同类题的解题技巧。所以每天都盼着收到小本子，第一时间就要仔细看老师的批阅。再后来小本子上就不止是习题了，有些什么想法甚至犯了一些小错误的检讨都写在本子上，张老师也认真回复谆谆教诲，成了师生相互沟通的渠道。当然这些都是对学生正常课程以外的辅导，必要时对后进的学生也要召集起来额外补补课，看到学生的进步张老师由衷地高兴，从不厌烦。对照现在的一些老师动辄收费，更有甚者正常课时不传授知识要点，然后在补课时再讲，就是变着法的谋财，真是世风日下，怎能让人不怀念当年的张老师以及那一代的教师和教风呢！特别应该感激老师的是自小严格训练打下的基础，对我日后自学初等数学参加高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老师除了算术课讲得好之外，多才多艺，尤其喜爱京剧，拉得一手好京胡。在教我们的年代，京剧现代戏已经开始兴起，我们开班会时就请张老师给大家说说《革命自有后来人》（ 即后来的《红灯记》）的故事。张老师欣然莅临，绘声绘色地给同学们讲了一堂课，听得大家如醉如痴。多少年以后，春节时学生们给老师拜年，还有人提起当年张老师讲《红灯记》的事情，可见影响有多大，给孩子们印象有多深。“文革”时张老师带着学生组织了一支宣传队，亲自编导到处献演，在当时很有名气，各界的演出邀请应接不暇。演出之后各邀请单位为表感谢之意，送给孩子们毛泽东像章，磁的、印铁的，多不胜数。演出中京剧自不可少，在张老师的亲自调教下，小演员一招一式很有风范，能演《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京剧的折子戏。不少孩子还没毕业就被部队和剧团招收，还有几个日后成了很有成就的专业演员。而张老师熟悉的老三届学生，当时也不上课，一些会演奏乐器的就被张老师找来为宣传队伴奏，演出多了起来，几乎成了正业。多年之后很多家长感叹，那时候社会上那么乱，不上课的小青年们无所事事，胡打乱闹，不少成了小痞子。而跟着张老师参加活动就没有学坏，让他们放心，真是一件幸事!
几年前张老师罹患胃癌，听到消息后学生们很是忧心，我找了已成为主任医师的老同学卞慧敏前往探视，与张老师的主治医生仔细地研究了病情，看能不能找到可行的医疗方案。可惜的是为时已晚，张老师体重已经降到不足50公斤，血色素远低于正常值，即使动手术治疗身体也难以承受了。当时我在场听到医生们的讨论，对病情无能为力，面面相觑之余心情黯然，只能以不同形式安慰老师了。之后不久，我应邀到国外讲学授课，心里惦记老师，就给张老师发了一些在国外讲坛上的照片，让老师高兴高兴，以报师恩。张老师已经病重了，在病床上还让他的孩子给我回信，说他很高兴，看到学生的成就备感欣慰等等。可惜我回国之后就只能参加张老师的葬礼了。
呜呼，时光催人，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都已年近古稀，老师们不可避免地一个个都走了，少年时代的美好时光的回忆，学校、老师只能留存于我们的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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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坑》报 编辑：李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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