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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观叙事下的家国风云——读郭小东长篇小说《铜钵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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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东的皇皇巨著《铜钵盂》展现了百年来潮汕地域中的家族变迁史，凸现了一连串风云际会的历史人物，作者让一段尘封的历史往事浮出水面。整部小说历史人物错综复杂，呈现出家族史，地域史和民族史等几段或隐或现，或明或暗的复调叙事，家国大义，民族气节，契约精神等全都跃然纸上。可以说，郭小东为我们介绍和揭示的不仅是一个地域，一段家族往事，抑或是一串族群记忆，它更是中国百年来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变迁史。
在郭小东的叙述中，历史已被作者用即兴叙事的碎片所打破，历史的“宏大叙事”往往被角色的切身感受如回忆、期待、情感、心理等的“微观叙事”打碎，摧毁了历史作为终极可知的真相的观念，并且促使读者自行将故事整合。在郭小东诗性的历史编纂之中，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知识，更是真实可感的感受。
小说《铜钵盂》既与中国古典传统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有着对接和继承关系，同时也吸收了西方现代派乃至后现代派的叙事策略，使得整部小说错综复杂，呈现出多种解读的可能。
一、微观历史中的地域史与家族史
地域题材小说的书写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不乏其人，但是写得出彩的却寥寥无几。每当论及作家和他笔下的文化地理时，我们都不难想到沈从文和他笔下的湘西世界，莫言和他笔下的东北高密乡，这些文化地理与作家作品之间似乎已经建立起了一种血肉相关的紧密联系。同样，作家郭小东和潮汕文化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是密不可分，血脉相关。
文学与地域文化关系密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土生土长的人”的性情有着那方土地的味道，但作家抽丝剥茧，找到那个融于当地人骨血的特质并成衍生出作品的气质和风格，也就成为他文学世界的灵魂。地域文化是地域文学言说的主要内容，故事情节的铺陈和人物的刻画描写都离不开地域文化，也是探究作家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的线索，文学的语言倚重于作家所成长的地域。
郭小东在这部著作中描述了一个叫“潮汕”的地方：“这个名字，古代叫海阳，近代叫潮州，现代才叫潮汕。”潮汕有着它地理文化的特殊性，潮汕文化吸收了古代南粤土著文化、中原文化、海外文化，并且在这三者的基础上不断融合和发展而成，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同时，潮汕文化与客家文化和广府文化构成了岭南的三大地域文化。因此，郭小东的小说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潮汕地名的凸显，潮汕方言的运用，以及潮汕民俗的描写等等，不一而足。
铜钵盂，顾名思义，这个名字与钱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本书所言：“在清末民初的时候，铜钵盂人集中往上海谋生，上海的铜钵盂人已超过本村人口，约八千人之多。铜钵盂在20世纪50年代便被称为‘小上海’。铜钵盂大部分所谓‘地主’，在铜钵盂并无土地，却积聚了从上海、从海外源源不断汇聚而来的财富。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铜钵盂。”
作者笔下书写的不仅仅是铜钵盂，或者潮汕这个地域的地域史，同时也是书写别具一格的的中国经验的努力。正如张志忠在序言里面所言“然而，无论是以宏大叙事的方式书写保皇派、改良派与革命者之间的政治、武力与思想的交锋，还是用传奇之笔演义古老的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风云跌宕，似乎都不是郭小东写作《铜钵盂》的本意。他注重的是潮汕地域的‘在地性’”。
这部小说的标题便揭示了此部小说的结构：铜钵盂——是中国乡村也是这部小说的文化符号，这个地名有着文化象征的意义。侨批史演义——作为小说主题也为符号的痕迹结构，侨批是全文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侨批的象征意义就是诚信，代表着承诺、忠诚，作为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侨批成为潮汕地域文化的关键意义，是潮汕的精神象征，也成了一种精神标杆和榜样。看到这一层，就能理解水客马伯良夜晚对着一封多年无法送达的侨批，俯身痛哭的场景何其感人。
《铜钵盂》写的是四个家族尤其是郭家的家族史，中国文化最独特的部分就是“家”，家就是小社会，“国”就是大家庭，由此折射出了清末民初的时代风云。写了父母双方郭氏、马氏等几大家族纵横交错的家族史，小说以作者的曾祖父郭信臣为长篇小说的主角。作者的祖父在土改的时候自杀，当时净身出户，身无长物，仅有一个含有暗格的面条柜木匣。小说便以此为缘由进行创作。郭小东曾经坦言：“这部长篇小说，最初的写作缘起，是侨批史。”
除了作者的父族郭家充满故事以外，作者的母族也是潮汕当地的显赫家庭。“硕士第”便是马氏家族为了庆贺郭小东外祖父马灿汉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而建造的。铜钵盂的“光德里”、“硕士第”等地名的由来都承载着一段历史记忆和家族往事。作者还在小说中带出了中国近代化百年历程的变迁史，历史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也纷纷登场；郭家、马家几大家族也在近代历史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整部小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多条叙事线索中齐头并进，地域史、家族史、民族史彼此交织，形成了一张纵横交错的网。郭小东不仅织起了一张历史的网，还将历史人物放在这张网上进行爬梳。
作者没有完全摒弃中国传统历史小说的写法，也并非大量着墨于历史事件的发生、变迁和演义，更没有滑向新历史主义小说中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上去，而是与传统历史叙事与新历史主义两者之间都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张力，作者使用开创性的实验体裁来进行多重叙事，使得整部小说有着多条叙事线索并进，呈现出多种路径。
郭小东并不是有意要写历史风云和历史人物，而是通过对事件的描绘带出历史，作者小说表达更为看重的是故乡潮汕，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将自己对故乡的深切感情，他将对现代化文明世界的疏离，对历史的考量和反思，都用文学的方式敞开表达出来了。
二、微观历史中的草根英雄
郭小东说：“小说关乎人物，生活与生存，特别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生存研究本身，它必然黏附着太多的精神性思虑。侨批史的线索及其意义，直接关联到人与土地的亲缘关系以及在文明进程中的表现。它是一切进步与成熟的动力、速度乃至历史时间的瓜熟蒂落。”小说的塑造总是离不开人物，作者笔下的人物是与潮汕土地密不可分的，潮汕靠海，早年滋生了一大批去南洋打工的潮汕人。作者对于侨批史的描写，是通过描写一系列水客、批脚来塑造的。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事件以及故事、都将在这种时间的酝酿与培植中，不断地发酵、膨胀最终死亡，他们是潮汕这个非常独特的风土与这个国家历史上尤为奇形怪状的联系。
小说人物的成功与否是影响小说品质的重要指标，尤其是在传统小说写作中。一般都旨在强调塑造典型人物、典型形象。而关于典型形象的塑造与阐释，曾是“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讨论的重要议题。俄国文论家别林斯基甚至认为：“典型性是创作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典型性，就没有创作。”瞽师•水客•革命党——文化与文明的践行者，是全文结构中的文学痕迹。郭小东自述说：“三者互为倚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为结构性稳定性关系的三个支点。我要做的，是尽快地组合与拼接，很是后现代主义。”整部小说由拼贴手法构成，但同时也有传统叙事的成分。
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关于人物和人物形象的看法同样也被后世称道，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一书中，把小说人物分成了扁形人物与圆形人物两类。所谓圆形人物指的就是那些体现了性格的多面性，有着自身丰富复杂性的人物，他们是立体的。所谓扁形人物指的是那些单调的，从头到尾一层不变的人物形象，他们大部分情况下是滑稽可笑的。
人物在郭小东的小说中，与传统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相比，有着它的独特之处。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是关于人和事的小说。而现代派小说，则不再仔细去描摹人物，把人物视为“类”的象征，如卡夫卡笔下的“K”等等，已经浓缩为一个类化的符号。郭小东的小说人物塑造的写法既非传统意义上的方法，也非现代小说的写法。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很是后现代。这个后现代不仅在于他使用了拼贴的手法，也在于他给读者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白，他以点到即止的手法鼓励读者在想象中完成对历史人物的品评和阅读。
郭小东的小说中描写的不仅仅是几个人物，而是系列人物。他的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在于作者摒弃了传统典型人物塑造方法，没有着意去刻画人物形象，而是通过事件以及历史事件中人物的抉择去展现人物，还原人物。从这种程度上我们不难看出，郭小东对于笔下人物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小说的人物同时有着丰富的复杂性，可以说，不自觉地暗含了福斯特关于小说“圆形人物”的观点。
郭小东小说中的人物大致可分为两大类：潮汕的乡绅阶层和下层贫民。而刻画最为出色出彩的是水客和批脚。早在近代时期，潮汕人离乡背井去东南亚地区谋生，他们的辛苦所得寄回家中。可以说，每一封侨批，都是一部长篇小说，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辛酸家史。
就这样，侨批催生了水客、批脚等行业。水客、鸦片掮客、批脚……无数闯海者、冒险家的故事，随着潮州歌册的唱和，在千百年的民间教化中，成为潮汕人求生的向导。小说正是通过对水客、批脚等人物的描写和这些小人物的职业坚守体现了潮汕地域的侨批精神和契约精神。
这些批脚们大多家境贫寒，薪酬微薄，但即便如此，却几乎没有侵吞侨批的事情发生。而且即使是小偷强盗，也知道不能掠夺侨批。“而其高度的虔诚与诚信，成为侨批史上最为生动和庄严的品格。侨批是一种兑换凭证，一种契约精神，还有一种是口诺的，即纯粹是口头拜托，全无凭证而靠承诺与嘱托畅行天下。这就是侨批从诞生之日到消失的几百年中，所体现的一种有形或无形的契约精神。”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信诺，它们都体现了潮汕侨批的契约精神，而这种契约精神的背后，是一种牢固的文化支撑。
《铜钵盂》这部小说可以说体现了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这就是在近代化向现代化转变时期，中国民间土壤中自发孕育出来的契约精神，一种现代性精神。如作者在书中自述：“以乡谊、诚信、口诺等精神性保约，化合而行的邮政交通，是侨批最丰富最人性最具人格魅力的信托结晶。它成为潮汕这座城邦之成为现代城市的精神保证。它的现代性，皆因其对古老淳朴乡土风习的守成。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至少把人性欲望从道德上加以过滤。城市行为的民生规约与底层乡愿的设计，使潮汕城市的道德蓝图，规矩方圆无处不在。”这种精神却正是彰显在最不起眼的小人物身上，他们身处社会底层却仍然恪守职业操守。这种契约精神实际上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文化的土壤。
除了那些恪守信用的侨批精神，小说作者还描绘了那个年代的早期知识分子和实业家，即潮汕地区的乡绅阶层。作者在描写了梁启超、康有为等民族英雄的同时，刻画了一批士绅，他们是参与这段近代化历史进程的潮汕大家族，正是通过对这些近代知识分子的描写展现了他们的家国大义，民族气节。
如郭信臣为了支持革命，响应筹款，在家族财富和国家安危面前能够毫不犹豫舍弃一人一家，投身于国家救亡的运动。作者笔下的这些人物：郭仁卿、郭信臣、马灿汉、马文荣等，他们的身上都展现出了豁达、慷慨、大义，诚信的品质。
这些品质不仅仅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还与源远流长的潮汕文化一脉相承，更是千千万万潮汕人民人格魅力的凸显与展现。小说中历史人物无论是上到留洋知识分子，还是下到水客批脚，都显示出各自的民族气节和伦理道德，他们身上闪烁着潮汕人民持久的人格魅力。
在《铜钵盂》中，郭向笙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人物。日本人拘押了八十多个铜钵盂村民，威胁说不交出粮食，就把他们全部都杀掉，郭向笙被出卖，日本人把他抓起来问他是不是为共产党和游击队效力，他却用一种只有中国人才有的“通融”的智慧把事情圆了过去，说着谁有武器我们老百姓就效忠谁，虽然郭向笙这话只是打个马虎眼，为了村里八十多个人的性命把这事先挨过去，但是实际上中国老百姓当中有这种心理的一点儿都不少，“得过且过”、“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些民间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确实是广泛存在的，这是一种委曲求全的生存“智慧”，虽然话摆到台面上不那么好听，但其中的确却蕴含着草根阶层的心理和历史传统，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郭小东没有一味的颂扬传统文化和老百姓，而是把在重重压迫之下底层百姓生存的实际状态和不得不做出妥协的无奈原原本本、活生生的呈现出来。中国人就是有这种“处世哲学”，中国人很灵活，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但是有时确实把家国情怀抛在一边，确实有不少人把个人利益放在了民族大义之上。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压迫，在君主和家族的严密管控和压制之下，中国人形成了独特的处世哲学我想郭小东的反讽确实能起到警醒作用，他提醒着我们，小心，中国人，你把自己的利益放第一，你的国你的家可怎么办？
所以说《铜钵盂》的言说不是简单的文学书写，而是鞭辟入里的从历史、民族文化传统对潮汕人乃至中国人进行了客观、细致的刻画，这种一针见血的深度是源于他不仅仅是一个在言说的作家，更是一个在思考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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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坑》报 编辑：钟少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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