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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屋(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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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哥远在深圳打工，不曾亲眼看见老屋的倒塌。一九九五年，他初三毕业后考上了一所中专学校，因父亲过于信赖叔的承诺，钱到用时方知其敷衍，结果找遍了关系，求遍了亲戚，依然借不到哥的学费，后悔也于事无补了。正值朦胧而散发青春朝气的年龄，哥却卷进了汹涌澎湃和前景叵测的打工潮，在深圳的边沿小镇当一名学徒工，学习维修电动工具，从年头出发，年尾返家。深圳，是我知道的第一个珠三角城市，从哥写回来的信纸上，我第一次嗅到了那座城市打工者的辛酸和无奈，我甚至断定那些粘在信纸上的图案，是哥哥的泪水作画的。寄人篱下时，每次捧起书本，就会联想起哥当学徒工的身影，想起他的鼓励和叮嘱，无法言说的酸楚便涌进心间，化作了一股学习的动力。
房子倒塌后，大妹辍学在家帮手一段时日也外出打工了，电子厂、制衣厂、塑料厂，一举一动和命运都掌握在老板以及管理层手上，直到现在，都没有挣脱工厂的铁掌和束缚。最小的妹妹才读初一，成绩很好，但穷困的家里为了供我继续读完大专，只能中断她的学业。接到双亲的决定，几滴清泪盛在小妹单纯、稚嫩、可爱的眼眸，她偷偷为命运哭了多少次、抗争了多少次？我一直不敢去碰这个敏感而脆弱的话题。两个妹妹连初中文凭都没有，长大后也只能被局限于工厂做一名任劳任怨的普工，我作为她们的哥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时间推进到今天，读完大专的我卖命般工作，跨过三十的门槛却依然一事无成，而小妹无奈地把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理想统统交付给工厂后至今孑然一身，生活依然给她一个大大的难题，我却帮不上忙。一个月前，接到小妹的电话，说自己年纪大了，难免会受到工厂招聘的歧视，准备学习电脑知识，看能否找到文员之类稍微轻松些的脑力活。我握着话筒的手抑制不住地颤抖了，只能说些无用的、空洞的安慰与鼓励话语，挂断通话后，两行泪水悄然滑落……两个妹妹，是所有进厂务工人员的缩影，每次接触到打工题材的文字，我就会想起她们，包括现在敲下的一个个方块字，都令我胸口刺痛。
大雨，曾是我们全家恐惧而又感恩的对象。老屋倒下之前，我们对大雨是惧怕的，因为它随时会冲倒居住的老屋。但是，刮大风、下大雨又是父亲异常兴奋的时刻，哪怕只是一些前奏，响几声雷，都像一剂药性甚猛的药品，催促着父亲穿戴蓑衣、扛起锄头去完成一件大事。而脚被砸伤后，天一阴沉，父亲的脸也阴沉起来，时而盯着天边的云朵发呆。我猜想，一种雄壮有力的号子声一定跃上了他的耳膜，像海燕般呼唤风雨的到来。现在这只勇猛无比的海燕只能用卷烟、出神、低头默然、叹息去代替出征、呐喊和飞翔。有时，父亲看着受伤的脚，一抬头，就碰到了我的目光。我羞愧地低下头，两手耷拉着，不知所措。你回房学习吧，家里的事我和你妈担着。父亲淡淡的语气，却那么的意味深长。进入房间，脑海里父亲的影子怎么也挥之不去，一直晃荡在书页之间，好像一道道刺眼的光亮跳跃着。多年后的今天，如果一出神或者发呆，眼前就会跃出父亲当年看伤口时那种眼神和佝偻的姿势，竟如此清晰。
经过近两个月的药物治疗，父亲的脚髁渐渐好起来。他已经可以弃掉木棍行走自由了，眼神里复又充满了希望和力量，常常喜出望外地盯着阴沉的天空蠢蠢欲动。终于，按耐不住的父亲穿戴好蓑衣、扛着锄头踏出了房门。头顶上雷声阵阵，黑压压的乌云仿佛固定的巨掌纹丝不动。乡下的父亲会看云识天气，知道这种云层是滂沱大雨的前兆。一直到天放晴或傍晚来临，父亲才一脸疲惫地回来。他从不言说自己在外面的活计，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清楚、不理解他究竟冒着大风大雨出去干些什么。作为一介文弱书生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手无缚鸡之力，性格木讷，言语少，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直到有一天跟着双亲去看那片果园，我才获悉了早该明白的真相。原来，在山腰做房子，必须挖进几十米，形成一个凹槽般才够位置。那天老天似乎特别眷顾父亲，飘来了几朵乌云，紧接着又下起大雨。双亲叫我到一个茅草房去躲雨，他们扛起锄头走向了新房规划地。一串串的雨水从天上瓢泼下来，天地一片迷蒙，躲在茅草房的我透过模糊的视线，看见两个影子一下一下吃力地举起锄头往山上搬土——原来，他们是借助大雨来冲走泥土……
在别人家住了四个多月，父亲终于利用那片山地建了两间临时茅草房，我和哥则住进旁边一间别人废弃的瓦房里。一九九八年的春节，我们一家六口就是这样拥挤着度过的。而这样一住，就住了四、五年，直到那年在外面打工的哥哥因电焊造成慢性沙眼回家医治了一年多后，父亲咬紧了牙关借到一万多块钱，才建起了一层四房一厅的楼，我们终于告别了住茅草房的日子。住茅草房的那几年，我从未主动联系过一个同学，因为害怕他们说要来我家玩，哪怕是一个玩笑，也会令我无比卑怯、难堪。
虽然穷苦，双亲一直教导我们兄妹四人要争气，好好上进。五、六年的学徒生涯结束后，哥租了一间小小的维修电动工具的店铺，开始在深圳构筑自己的梦想。他用诚信和精湛的技术逐渐得到了厂家的认可，生意越做越大，前几年买了房，也买了车。进厂打工十几年的两个妹妹，继续往家里寄些青春换来的微薄的血汗钱。大专毕业后，我在家里代课。年轻的心是不满于现状的，于是我辗转到惠州、深圳、东莞的民办学校教书，偶尔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一家人就这样奔向各自不同的领域，从年头到年尾，为生计奔波、操劳。春节，是我们一家人唯一大团聚的日子。
那年回家过春节，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谈起一九九七年的苦难，父亲下意识地看了看曾经受过伤的脚踝，默不作声地掏出一支烟，点燃后猛吸几口，两边脸颊刀削般凹进去，稀疏银白的眉毛往中间一蹙，浓烟袅袅而起，并慢慢扩散、飘远，仿佛飘到了记忆中的那一年。而谈及此事，母亲眼眶潮湿，叹气几声说，要不是当年的苦，也不会留下后患——如今常常感到胸闷无力，再热闷的天都不敢吹风扇，否则会头痛脑胀……
望着新建的楼房，我用目光去找寻一些场景或者痕迹。恍惚中，我觉得一九九七年坍塌的老屋就像我们的双亲，终有一天他们也会倒进尘土里，变得踪迹全无；而我们四兄妹，就是那新建的楼房，尚能散发一些朝气，在阳光和月光的爱抚下暂宿人间。如今回想起来，假如没有双亲令人难于置信的毅力扛起这个家，扛起四兄妹成长的衣食住行，无法想象如今我们还能安然围坐于四方桌，唏嘘地谈起那些沉重的往事…… （文 / 陈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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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坑》报 编辑：李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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