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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与山水相融间的诗意碰撞——读刘建华诗集《行吟岭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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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诗人，总是要经过一番游历的，“游於江潭，行吟泽畔”的屈原因流放而不得不如此，“路漫漫而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创作《咏怀》诗的阮籍也拥有“游行丘林，经日不返”的漫游经历，“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 《晋书·阮籍传》（列传十九），（唐）房玄龄著《晋书》，中华书局2015年版。] “累月”与“经日”对举，展现阮籍“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的日常生活状态；“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李白，则享用于此，“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是他行吟人生的关键点，从此一生遍历山川大河，连“梦游”都发挥得波谲云诡。
游历为诗人们的创作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其本身也就是写作的内容。不过“行吟”一词，并未出现于文史文献中，只是见于绘画的标题中，如明末清初画家陈洪绶就曾创作了木刻版画《屈子行吟图》。欧洲中世纪有“游吟诗人”的群体，但他们有特定的吟咏对象，即颂诗和讽刺作品，有吟咏的相对固定形式——歌唱，因此与中国文学中的行吟性质有所不同。直到现当代，新诗兴起，“行吟”又有了新的内涵，变成游历与作诗合体的产物，是诗人亲近自然、俯拾承传文化基因的过程。受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浸淫，行路与读书，观览与吟诗，仍然是现代诗人审美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刘建华的《行吟岭南》，亦即是此一显现。刘建华出生于湖北广水，2002年来到东莞，扎根于斯。多年来又喜流连烟霞，勤履大地，算是一个行者了；写诗虽然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却是将之玩味到了极致，不仅玩出了诗的多种样式，更体味出诗意栖居和对所行之处的诗意观照，因此也是一位歌者和吟者。而这本诗集中，他从东坑的各个村落，行走到东莞长安、大朗、到塘厦、温塘、万江、企石，再到深圳、中山、揭阳、肇庆、韶关等地，赏玩了南山、梧桐山、黎贝岭、东丫湖、飞鹅岭、莲湖塘、梅岭、西樵山等，足迹遍涉岭南山川，吟咏当地风物，绘制了一幅精美绝伦的诗歌地图。
在诗集中，我们首先感受到了一位“朝圣者”的诗人形象。他怀着虔诚和敬仰造访、并用“心眼”去体悟岭南古镇古迹。他瞻仰其中葳蕤的草木、亭台楼榭、雕梁画栋、青砖黛瓦、深街幽巷，凝视探花的画像，触摸将军的铠甲，阅读抱柱楹联，探寻古井古窑古庙，聆听禾塘蛙鸣，抚摸古榕苔藓，登临祠堂阁塔，以及墙壁上镌刻农耕记忆的犁、铧、耙、簸箕、箩筐等等，这些古镇的所有影像扑面纷纷，牵引着读者走进当时意境。当然，无论是“五百余年的丁氏祠堂”，还是“八百年光阴的塔子古溪”，在对历史所遗存之珍贵之“形”的重温下，更多的是对古迹之“神”的汲取和内化。比如，在书中有很多这种带有浓郁传统文化意蕴的诗句：“古祠堂/让仁、义、礼、智、信/支撑起古镇人气节千年不衰的信念/让万物生灵皆在此跋涉灵魂的高度”（《卢氏宗祠，千年敬仰与诗心并存》），“陈琏在庙堂，上守护天下大义/下顾人间烟火、稼穑兴衰/新科进士苏鼎用尽赋比兴，……节慕柴桑，遗世独立/吴而达，让古村的形象高于云天/他的良知在哪里，修行和道义就在哪里…… 追随丁恒的脚步……他一生碧青如玉，不计功名/只钟情于茶盏，酒，几碟小菜……”（《角社古村，醉卧在一卷水墨丹青里写意》）“厚重的木门内，供奉着李家忠烈的先祖/也寄存了塔岗人对根的诠释……李氏先祖的奋发有为/早已成为塔岗古村的千古荣耀/激励后辈的千年祖训”（《塔岗奎楼，飘响彻一阙云端的颂词》）仁、义、礼、智、信、爱、善、道、和、德、孝、廉、洁、诚在诗集中反复出现，这些词犹如对自然景致和人文景观的高度皴染，既是先贤品格和德行的写照，也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命题。而诗人，被儒家精神——身居庙堂的忧国忧民之心，遗世独立的人格，文人的良知与道义，耕读传家、清白明世的家训情操等所唤起和熏染，从而获得了至高的精神洗礼。而“终归田园诗酒”等超然的性情，指向道家风范。《手握一册经卷在双峰寺祈祷》中，“双峰寺用佛、道、儒三教/为岭南榕城重新洗了一把牌/在这三炷香火之间，我除了虔诚的长跪不起/唯有祈求佛能许给我一个澄净禅意的未来”则有了佛的心念。正因为“我把头，长久地磕在地上，长久地领悟”（《彭屋古庙：写在时光里的诗笺》）“用朝露净身……带着十万分的虔诚……深情拜谒”（《孔庙曾被无数后人赋闲》）这样的修行，我才得以“内心深感坚韧与宽广”。可敬的是，这样的抒情主人公却并未沉溺于古典和历史而无法拔出，在接受传统文化精神涵养的成长中，他还是新时代气象的见证者。《崛起的新大朗》就是典型的例子：“新农村整洁的花园式公寓、亮丽的路灯、中央商务区规划有序/一座又一座科技园，工业园错落有致/无数条高速、城际、地铁的滚滚的人流和物流/车来车往，让织城一路高唱着拼搏与幸福之歌。”而“现代新型的美丽工业新村”（《大井头村，闪耀在古镇的一幅水墨丹青》）这样的景象在诗人所行之处俯拾可见。同时，他又像穿越古今的一个使者，“从宋代我携带一册诗卷/我来到这样一座充满现代气息林村高铁车站。”（《开往春天的高铁，从林村出发》）新的生机与活力让诗人满怀欣喜。因此，他也是大主题的建构者。《在伟人故居的遥想》中“我听着中山的流水声/仿佛在讲述面对世界的宣言/以‘一带一路’为引领/接轨国际，迈进新时代”《阅读大朗，飞升的诗心向上引领》中“你的传奇就是中国的传奇，毛织故事就是中国故事/从昔日的农耕时代到今日的大湾区时代”，《在一片毛衫里，寻觅古镇丝绸之路的经纬》中的“从一幅素淡的岭南水墨/到举世闻名，立体的世界丝绸之路/大朗，绘制出一幅幅世界毛织盛会的清明上河图”等等，皆堪为例证。珍存历史与文化记忆，坚守信仰，拥抱当下和面向未来，用诗语缔结乡土文明和城市文明的良缘，这应该就是诗人的使命。
刘建华的诗歌言之有物，诗中有人、有情节、有画。镜头式的话语还是象征的表现，诗人之诗抑或文人之诗，这是一种书写方式的选择，也是书写风格与艺术表现的裁决。最后的呈现由什么来决定，不单是形式，也不仅是内容，而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纵观岭南行吟诗集的内容，主要有三大块，一是对古镇的追踪和朝拜，二是对新区新村新气象的描绘，三是对自然风光的赞叹。探访古迹、名胜的诗并不容易写好，如何下笔呢，描摹其形？复述其典故？绘制其图景？这样的话语转换意义并不大。可喜的是，诗人以独特的想象，将消散于历史风尘中的人、事、物，形象化地表征出来，以情境再现的方式，以空间盛放描写，为我们舒展来了美丽丰富的画轴。如在《东坑古街，延伸着无限辽阔的诗意》，他写道：“多少历朝历代的圣贤、布衣、江湖艺人/正不约而同，踱步而来/在恍惚间，一册线装经典的乡愁/贯穿了唐宋、明清、民国，流传至今/老街是繁华的/两旁店铺飞扬的幡招，如此鳞次栉比/耳畔回荡起/那干鱼、草药、草鞋、背篓土特产的叫卖声/行吟岭南/那闪耀光芒的老字号匾额/顾客依旧是络绎不绝、车水马龙/那榨油坊、糖不甩、钱庄、阴菜馆/早已与飞檐翘角上的一盏盏红灯笼，相辅相生/仿若一幅浓缩版的岭南《清明上河图》/徜徉这岭南小镇街道之上/可缓步独行，聆听苏鼎。”犹如清晰而奇妙的特写镜头和点金术，打开了时间的锁钥，这其中，不但有想象中之人的参与，还将沉淀于过往的场景一一激活，视听动静相参，填充了栩栩如生的情节，并积极与当下相遇。不禁让人想起历史文化散文的作法和意味来。《走进江滨画廊》则生动再现了广东水居人民的生活情节，将之出海、返航，行进中与鱼鸟相欢而歌的场景形象复原，将前节所绘的蓝天、碧水、青山、海浪、玉兰、明月、江鸥、木棉、江船、渔火、炊烟、暮霭等全都纳入人的统摄当中，自然唯美的景致与逼真的情节调和而浑融。那么，写自然山水的诗，又应该以何等笔墨来开启性灵呢？有学者曾批评过六朝山水诗人对“形似”的过度依赖而使诗歌缺少迷漫于景物之上的感情氛围，以致无法构造一圆融统一之境界。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择取物象，承载诗人之意，达到情景交融。在唐代诗人那里是对“意象”的确立和游刃有余的使用，新诗中的“意象”内涵与用法远远不同于唐诗，意的成分不断弱化，象如果不以象征和隐喻的手法调遣，则无法完成古人所谓“意象”的表达效果。于是，我们应该正视并理解新诗更为丰赡的表现，比如诗意画面的构建，或者仍可称诗中有画。有趣的是，诗中有画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写作传统，来源于苏轼对王维诗画的赞颂。新诗没有这样的概念，有人会说，诗中写景，不都是营构画面吗？不然。写景不是物象的堆叠，而是象与象之间的有效组织，或者它们之间场与场的互文和同频。我们看《在荔香湿地公园，捡拾美丽大朗的长短句》这首写自然的诗，形象与抽象杂糅，感性词和理性词相结合，物象之间松散而浑涵，如此使语言间充满了极强的张力。“玉兰花映照着历史的深浅……水声把星星挤上船舷，船影打满野史/传说围住鸟影的飞痕/白鹭发出唐时的啼叫，脚步被水声绊住/鱼儿吐出楼影和传说/灰鸭的翅膀上，粘着荷花淡雅的情调/清澈见底的水里，鱼尾甩出传说/平仄的红树林抖落烟雨/霞光抖落鸟影，花朵沿着相思的痕迹生长。”不仅仅是语法逻辑的打破，也不仅是语义的跳跃，不仅是多个感官系统的协调，更是多个画面构成立体的而非平面的、虚实相生的而非纯粹坐实的艺术世界的完美呈现。
关于岭南风光，古人有过不少诗作，戴叔伦云：“红芳绿笋是行路，纵有啼猿听却幽。”（《送人游岭南》）汤显祖虽是贬谪之人，也写有“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广城二首》）、“绝岭能清啸，下山浑欲愁。千山一回首，云气是罗浮”（《下飞云岭》）的诗句。岭南行吟集的描写抒情对象就是岭南风情，我们通过徜徉诗行，将之前对其零散的、片段的，浮光掠影的印象勾勒成一个地域风景和文化的系列长卷，山川风物、古镇遗迹尽收眼底，是一部很有地方文化和文学价值的作品，甚至具有文学地理学的品味。诗人在艺术表现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审美对象的典雅化。在《观澜湖仿若一幅侧身而卧的丹青》等诗中，我们读起来觉得口齿生香，因为不止一次地目接“唐诗”“宋词”“丹青”“写意”“墨香”“乐章”“史诗”“修辞”等修饰语。“观澜湖的皓月/至今仍在吟唱着古典的声声慢/三正半山的鲜花又开放/几只彩蝶的翅膀被木棉花托起了腾飞/琼瑶仙境的美景用如梦令唤醒了这古典的阳光/而此时踏歌寻觅的我正如一介莎行的书生/ 用一行瘦金体在宣纸之上，划开古镇的心脏。”审美对象不再是纯粹的客观景物，或画面中的元素，因渗透和贯注了诗人的性情，成为一种精神的质素，具有了无限丰富的内蕴和咀嚼不尽的意味，体现出一种陌生化的表达效果，读者需要缓慢而耐心地进行审美体验，并常常被突如其来的惊喜所折服。这可以称为诗中有韵。此外，诗人多次引用或嵌入古诗词、文，犹如典故的运用，历时性和共时性获得了很好的发挥。“我只摘录陈琏的诗句：城外小蓬莱/以精神上的附属找到大美南城，美的磅礴与卷帙”（《乡愁的入口》），“于是在《爱莲说》中/我读到了北岛公园荷塘的高度”（《藏尽世间美景的北岛公园》）。有的诗，光看题目就如沐春风，如《定格的镜头成为绝句》，再看诗节：“一切的迁徙都要在这里歇脚/白鹭、豆雁、灰鹤从线装书里飞出来/经常在此叙旧，说家常/然它们都有诗人气质/吟出的每一句诗，都饱满着从未有过的分量/一句长的，落在堤岸/一句短的，铺进塘畔/不长不短的，拐进草丛里，汹涌春天/那一句交颈的悄悄话，凸现鲜活的古意/此刻，它们也是绝句。”绝句是关乎一时、一地、一人、一景、一物的或精致或古朴的诗歌样式，以绝句等来博喻，美的内涵层叠无穷。诗人笔下的审美对象还常常具有佛禅意味。单是题目《岭南古镇，历经时光禅意的濯洗与雕刻》《在南城，时光在禅意中润泽静默的山水》，就可见端倪。带有“禅意”的诗句，如“碧海松涛里流动禅意，鸟翅夹紧流云”“四化五警，在一种经验中/诠释了海纳百川的禅意”“在我心中升腾起一股色空恒永的禅意/慈悲正疾驰在桂岭双山归来的路上”等，多达二十多句。如果说，这也是古人所谓的“格物”，那就是格物的一定境界了。诗人如此地亲近有情万物，是为了悟道。我们看《在一枚茶叶中参禅》：“我愿在一盏茶杯上写意参禅，随心悟道/口诵千遍不厌弥陀秘籍/……此刻，物我相通互动/天人契合分毫无差/一枚茶叶让仙凡两界吐莲花/斩却心猿意马。”这恰恰是对自然的洞悟。“我在荷香谷里找到被清郁托付的荷塘/找到观音打坐的莲座，也找到了绿色的生态/勾勒出这座森林之城诗画的核心/必然成为南城山水的风流与自得”（《锦绣水濂山》）佛道相参的境界，是对物象的拔高。
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交融也是刘建华诗歌的另一特点。在中国古代诗学传统中，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观览，有“以我观物”和“以物观物”两种，后者在道家艺术境界层面更受推崇，其内核就是审美的主客熔融为一，不分彼此，也即人的“物化”。因为其秉承了道家人与自然为一的思想观念。
“以物观物”的优点是非思辨的体验性，它绝圣去智，使精神与事物——最完美的时刻是与宇宙相融合，投入无限。并且它总是当下呈现的，因为随物而化要求即使是非当下非直观的对象物也要变成当下的直观的。[沈天鸿：《现代诗学：形式与技巧30讲》，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页。]
以《醉人东丫湖》的一节诗为例，诗人在此不是旁观者，而是与自然为一，作为景致的元素存在。“我只想在这东丫湖畔/种下一株名贵的沉香树，然后用风和雨的修辞……我愿意让所有的阳光都潜入湖底/让自己一起化身成为湖底的一条鱼/我愿意拥抱着这翠峦环抱的绿树浓荫/把最美的家园安放在东丫湖一朵纯净的水花里/八月的秋风牵着湖水走动/在东江之畔弹奏出一曲美妙如画的歌谣/多情的碧水像璀璨的灯盏，点亮我的双眸……”开始时诗人还是诗人自己，“解读”是其主要的审美活动。之后的“我”变得含混，是化成的鱼，还是一个由审美主体转化了的无形之形，很大程度上，模糊性便是对界限的消解，对主客之间亦然。另一首《在观音山想起》，诗人已经与眼前的自然合二为一，这个时候，则是“化物”了，审美客体变成了有知有觉的更多的“诗人”，真是神来之笔。“细长光芒要带着我的视线去何方？我问晨钟/如旅人打探驿站，我问老树虬枝，山影报以翩跹/下一步就是凭栏了，背倚青山，下傍绿水触目高蓝/我是不是该手拂尘埃，借三分观音山之意为诗歌添加倒影/而雕栏筑梦，飞瀑汇入山涧溪流，此景宛如春梦/古木葱茏，楼阁错落——多美的象形/我低念几声，花蕾便已绯红。”人与自然成为了知音，这才是诗的思维，诗的语言，诗的意境。
组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诗歌表现形式，萌芽于先秦，定型于唐代。阮籍的《咏怀八十二首》，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李白的《清平调词三首》《秋浦歌十七首》，杜甫的《秦州杂诗二十首》《秋兴八首》，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望海楼晚景五绝》；词有张志和的《渔歌子》，温庭筠的《菩萨蛮》等；新诗有如闻一多的《七子之歌》，艾青的《北方组诗》等。组诗中的每首诗相互独立又彼此相依互文，是同一个大主题下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和不同取向上的作品，适合于表达诗人丰富的精神世界，具有文体上得天独厚的优势。《行吟岭南》全部为组诗，如《岭南古镇，历经时光禅意的濯洗与雕刻》，就包括了对卢氏宗祠、东坑古街，角社古村、塔岗古村几个村落的精雕细刻。《古韵东坑，诗意无疆》则将彭屋古庙、文昌阁、丁屋祠堂、塔岗奎楼容纳进来。组诗构成全方位的立体的叙述和抒情，便于展开自然、历史的和文化的广阔画卷，颇显大气磅礴。所有的组诗之间又同样是岭南风物人文的诗意传承，因而整本诗集似乎本身就是一个大组诗。而诗人的每首诗也很有特色，篇幅长，又一气呵成；句子长，语象密集；句式丰富、组织多样，有不少陌生化的变形，发扬了诗歌语言的跳跃性、含混性的特征，却又遵从于某种确定性。句意浓密，汪洋恣肆，使人颇有荡胸生层云的开阔感。
当然，刘建华还是一位很年轻的诗人，倘若他今后能在篇幅上尝试一些短章、单篇，语言形式上尝试更多的风格，每首诗在表达上的特色更鲜明一些，结构更紧密一些，意象群的营构更集中一点，对个体生命体验和群体精神的书写思路开拓得更宽阔一些，诗人将行吟无疆。
作者简介：
杨星丽，女，字述然，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员，辽宁省中小学古诗文教学策略研究导师。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比较视野中的唐五代诗格理论研究”，参与国家、省级科研项目10项。著有诗歌理论专著《诗道旨格》（团结出版社），主编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教材《语文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高中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主讲的《唐宋绝句选读》系列视频课程，曾在天津有线电视台“孝乐神州”频道播出。
《行吟岭南》诗人简介：
刘建华，1981年生，湖北广水人，诗人，东莞市作协东坑分会理事。在《浙江日报》《江淮晨报》等报刊发表诗歌、散文若干，参加全国各级各类征文大赛获奖百余次，其中荣获“中华读书报”举办的首届全国“书城杯”征文大赛一等奖，中国作协《诗刊》社与中山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的“我和我的祖国”征文一等奖等。（文 / 杨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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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坑》报 编辑：李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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