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亦面临“城市化”的今天，当越来越多的笔触伸向灯红酒绿、阁楼男女、职场政治、情爱饕餮，作为现代文明前哨的广东东莞作家詹谷丰却执拗地将目光再次转向乡土。《曲水流觞》是一段优美而壮烈的传奇，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却始终致力于讲述过去与未来的民族寓言。作者苦心营构出一个承载着传统文化精神的诗性空间，然而同时又用时间意义上的架构与荒谬亲手将其打破。娓娓之语，饱含沉重的思索与巨大的悲悯，实属可贵。

    小说不仅引出了“酒”这一核心意象，也成为小说主人公杜康人格性情的最佳象征。显然，“酒”在小说中的涵义决不止于一种烈性饮品，借由杜康这一嗜酒如命之人的生命轨迹，它呈现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厚重底蕴：敢作敢为的生命力度，亦醉亦醒的狂欢精神。在杜康眼中，酒的形成本身就充满了力量，酿酒的过程犹如一场战斗般慷慨激昂，酒的这种力度传递给人，便脱胎为一种独特的人格精神。在醉与醒之间徘徊的人，不仅是在释放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更是在延续一种亘古绵长的文化精神，用狂欢的美学去与现实对抗，彰显自己真实、鲜活、独立的生命力量。

    在《曲水流觞》中，贯穿始终的就是这种亦醉亦醒的生命力，而“我”的父亲——以酒为名的杜康——就是这种生命力的典型代表。他酷爱饮酒，在襁褓中时，闻着酒香便停止啼哭；成年之后，几天不喝酒就浑身不适；即使在生命垂危之时，他还要以酒代药，不饮不休。他也曾“醉”过，并借着这醉意做出许多旁人不敢为之事，其中最典型的当属痛骂仇校长那次。仇校长“不是一个喝酒的汉子，而是一个吸血的小人”，他精心策划令杜康贬职，自己爬上校长之位，又欺下媚上、以权谋私，令人痛恨不齿，但畏其权势，无人敢言。而杜康则没有那么多顾忌。他痛饮一番之后，将仇校长找来，迎头痛骂，将其丑行一五一十地揭露出来，令人暗自称快。仇校长心悸之余，指责他“你是不是喝多了”，也就是说，“你是喝醉了耍酒疯吧”。但他心里当然知道，杜康的“醉话”是赤裸裸的真话，这以下犯上、痛斥领导的“醉”行，也是一种坦率无畏的真性情。正如小说中的“我”所总结的：“父亲爱酒，嗜酒，离不开酒，但父亲不需要酒做他的骨头，不需要酒支撑他的脊梁。”所以，仇校长的选择是“抹一把冷汗，急匆匆地往黑暗中避走”。杜康的“醉后失态”，则成了口口相传的一段佳话。

    由此可以解释小说中的“我”的一个疑问：“父亲工作认真，办事严谨。怎么会喜欢刘伶的放纵不羁落拓形骸呢？”刘伶的“醉”与父亲的“醉”其实一脉相承，它不单意味着放荡不羁、为所欲为，同时更是一种率性敢为的精神品格。从古人刘伶到今人杜康，“醉”之品行印证着传统文化的绵荡与延续，正如文中所说：“曲水流觞是千百年来流贯在文人血脉中的一种精神。”

    醉酒之狂的文化精神不仅体现在敢做敢为，同时也显现在出世或入世的不同人生选择上。可以说，《曲水流觞》的精神底色是佛道相融、超然出世，而非儒家之积极入世。父亲的宿命系着佛僧的谶语；父亲在侥幸逃生的车祸之前看到山间石壁上的巨大“佛”字；父亲的精神导师是一位宛如仙道的酿酒老人；在恢复校长职位之后，父亲仍固守着他敲钟人的卑微身份，不愿作出些许改变……这依然是一种率性与狂妄，是放弃世俗之争名逐利的决绝，而这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一环。于是，《曲水流觞》的着眼点看似在“酒”，实则在酒之源头——即传统文化精神所蕴含的狂欢化生命力量。因此，对酒的痴迷成为一种“寻根”，作家詹谷丰所力图勾勒的，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文化人格。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与乡土密不可分，而对乡土空间的“怀恋”则成为一种永恒的文化情结。正如赵园所说：“自人类有乡土意识，有对一个地域、一种人生坏境的认同感之后，即开始了这种宿命的悲哀。”乡土文明的独特性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其神秘性，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说，是一个尚未“祛魅”的空间。神秘性之于文化传统的必要的，既是其保持代代相传的特殊魅力，也为其精神性的纯化提供了前提。在工业化的理性原则所向披靡的时代，乡土空间几乎是仅存的神话驻留之地。如果说工业文明的特征是其直白、可计量的现实性，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乡土的神秘就具有了超越性的精神价值，指向更纯粹、更形而上的“文化”。因此，选择用乡土空间来进行文化表述，是詹谷丰富有深意的选择。这不仅仅是一种怀旧式的童年记忆，更是一种对现代化工业、城市文明的着意反思。

    《曲水流觞》的文本中随处可见乡土空间的神秘气息。杜康小时候，他的父亲请一位和尚为他算命，和尚对杜康的命运做出了高深莫测的预言，说他是水命，一生与水相伴，“江河注定在命里，苦渡的船筏已在他心中”。而小小的杜康也是奇怪，闻见酒香便停止啼哭，看到寺院里的碧水却又大哭大闹。这无法用理智来解释的现象，便是传统所谓的“宿命”。小说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是那位以酿酒为生的老者——韩翔爹，他所居住的地方，类似仙人隐居之所：山坳中的土屋，一只名叫白眉的黄狗，屋后的竹林，从竹林深处引来山泉的竹笕。这老人与酒的渊源更深，据他自述，在他十八岁拜师学酿酒之时，整整喝掉十五斤热酒而没有丝毫醉意，酒进到肚子里全化成了水。在杜康的梦里，他一身缁衣，坐在树下的石桌前，一把雪白的长髯，飘逸似仙。他面前的杯子中，酒即是茶，茶亦是酒，酒与茶浑然一体，自是凡人不可及的境界。老人还经常说些颇具禅机的话，不像是普通山野村夫之所能言。例如，他说，喝酒之人，不一定胡言乱语哭笑纵情昏睡呕吐才算醉，高雅之士喝酒常常是谈笑自如，心却醉得一塌糊涂；酒量走下坡路，未见得不是好事，酒量大增，也未必不是坏事；酒中圣人喝酒注定脸红，是无药可治的，等等。这些话令人反复玩味、琢磨，并在杜康的身上一一得到应验，不可谓不神秘。颇具神秘气息的乡土空间，并非宣扬迷信，而是象征着对抗现代化空间的理性霸权，复活一种具有敬畏之心的文化精神。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曲水流觞》所营造的乡土空间，正是这样一片保存传统文化精神的厚重大地。

    通篇观之，《曲水流觞》是一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曲笔传奇。更重要的是，作者并未仅仅停留于对文化的回望与描述，同时也对其命运和走向做出了深刻的思考。如果说，作者是通过“空间”的营构来保存、贮藏其对传统文化的深情，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也同时通过对“时间”的刻意架构来表达其对传统文化命运的深思。在詹谷丰的笔下，传统文化能否在现代文明的夹缝中获得救赎，成为一则无法回答的荒诞寓言。在文本的时间序列上，《曲水流觞》采用了倒叙手法。在小说的开头，“我”怀揣着两瓶酒，去探望身患肝癌的父亲。如果说，文中的父亲杜康正是作者所极力推崇的传统文化精神的集中代表，那么，作者也在一开始就告诉了读者这种文化精神的结局——“肝癌”意味着生命的垂危，乃至死亡。

    小说在形式上表现为记忆的铺陈，而作为故事核心的传统文化精神也就成了“我”所审视、反思、再发现的对象。作家清醒地看到，乡土封闭空间迟早要遭遇来自现代文明的冲击，传统文化在文明的夹隙中一次次寻找自我救赎，但往往以无奈的失败告终。杜康与帅医生的争执便是一个隐喻。帅医生以西医的科学眼光为杜康诊断出高血压，并劝诫他别再饮酒。杜康与帅医生的争执便是一个隐喻。帅医生以西医的科学眼光为杜康诊断出高血压，并劝诫他别再饮酒。杜康却执拗地认为“用酒发一发，驱出邪气就好了”。两人打赌，父亲的豪饮竟然暂时压住了血压，令现代文明的代表帅医生目瞪口呆。看起来，这似乎又是一个传奇，一个传统文化的神秘奇迹。但作者最终揭示出，这只是暂时的假象，杜康最终得了肝癌，传奇终于还是敌不过科学。

    最具象征意义的还是小说情节的高潮，也就是杜康阴差阳错地挽救了村民性命的事迹。由于喝醉了酒，看反了手表上的时间，身为校长的杜康提前半小时敲响了放学的钟声，将学生们放出教室，使他们避免了一场地震所带来的灾难。事后，人们将功劳归于杜康的醉酒，这似乎在情理之中，但仔细分析，却又荒诞无比。如果说，在此一事件中，“酒”依然代表着传统文化精神，“醉”依然象征着一种文化品格，那么，醉酒挽救了如此多的生命，看起来似乎是传统文化的一次绝地反击，不仅是自我的救赎，也是对他者的救赎。然而，这种救赎却建立在完全偶然性的基础上。在这种偶然中，时间被打乱，张裂出“半小时”的空隙，而这“半小时”本是虚无，传统文化仅仅在这虚无中才得到了救赎。

    如此观之，作者用叙写传奇的笔调，写出的却是无比的悲凉。最终，杜康死于肝癌，酒成为他的陪葬品。而酒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空间呢？作者没有明说，读者自能深谙。不过，如果就此下结论说作者终究是位文化悲观主义者，未免过于武断。毕竟，在小说的结尾，杜康的坟头依然飘散着不绝的酒香。如果说，20年代的乡土小说派是坚定地拥抱现代文明，30年代的沈从文是彻底投身乡土甜梦，80年代的寻根文学力图通过扬弃来在世界舞台上树立文化自信，那么，21世纪的今天，面对更为复杂的文明冲击与文化碰撞，作者所秉持的，似乎是一种犹疑不决的徘徊。但值得指明的是，越是伟大的思考者，越难以对某个问题做出毫不迟疑的明确判断。正如李杭育曾说过的，一个好的作家“他眼前过往着现世景象，耳边常有‘时代的召唤’，而冥冥之中，他又必定感受到另一个更深沉、更浑厚因而也更迷人的召唤——他的民族文化的召唤”。这些人的笔触往往隐含着古典式的同情和悲悯。也或许，这正印证了那句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作者：微  言）

    （詹谷丰，1956年生，江西修水人，著名作家，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东莞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小说集《苍山无尽》，散文集《天堂的入口》，长篇纪实文学《喋血淞沪—蒋光鼐将军传》等, 中篇小说《曲水流觞》发表于《十月》，引起较大的反响，被有关论者视为中国当代乡土小说的经典作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