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应秋的小说《借地主》可谓一篇妙趣横生的历史喜剧。活灵活现的各色人物、原汁原味的乡间俚语、巧妙离奇的情节设计，令人读来忍不住捧腹。然而，当笑声散尽，这篇短小的妙文留给我们的，却又是沉甸甸的回味和思考。“借地主”这个颇具喜剧色彩的标题从一开始便凝聚了无限的历史感与遐想空间。什么样的地主？为什么要“借”？又是怎样的“借”法？带着这些问题兴趣盎然地深入文本之中，从忍俊不禁到闭目沉思，不得不承认，黄应秋用曼妙的笔法勾勒出的，实在是一幕沉重的喜剧。

    “地主”是中国历史语境中一个颇为特殊的符号。长时间以来，顶着主流话语所赋予的“恶霸地主”的骂名，这个失去话语权的阶级被简单地置于“人民”的对立面，并在无数文学、影视作品中被塑造为懒惰、贪婪、残忍、丑陋的单一形象。然而，《借地主》中的地主黄红旗及其家族却丝毫不是这种形象。黄家人勤劳善良，靠自己打造出一份厚实的家业，为村里建了祠堂，还办起书院，教书育人。更重要的是，黄家地主不仅不是村民们的敌人，还常常拿出粮食接济乡邻，赢得了人们的好口碑。因此，当黄家飞来横祸，在山体滑坡中人财尽亡之后，“一村子人象死了自家爹娘。第二天，整村子一人不少，为黄红旗家举行村葬，哭泣声婉然几公里，惊天地泣鬼神”。黄应秋在这里传达出的信息是，地主并不尽然是“恶霸”，真实历史中的地主具有丰富的人格特征，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也具有多个层面，这些都不是主流话语所塑造出的单薄形象。因此，“文革”中把地主一律作为“坏人”的典型代表，并由此开展轰轰烈烈的“斗地主”活动，便失去了行为上的绝对合法性。

    在现实中，自然有恶贯满盈的地主，但同样也有如黄红旗家族般善良、慷慨的地主。可惜，对于地主的单一负面评价，自解放战争以来便一直延续，在《借地主》故事所发生的“文革”时期，更是达到又一个高峰。只要是“地主”，就要被“斗争”，不管他是好是坏。没有地主，“创造”地主也要斗。于是，便出现了小说第一个极为荒诞的场景——选地主。“地主”可以用选举的方式产生，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暗示。它暗示着“地主”这一身份本身的不确定性，充满被重新阐释的可能性。黄屋村的“地主”指标是硬性分配的，必须得有个地主，于是，一文不名、压根不符合地主条件的黄红旗也可以成为“地主”。这说明，“文革”话语中的“地主”是一个被人为建构出来的虚幻符号，它并不指向现实，也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它只是指向话语本身——为了“斗争”话语的需要——的一场语言游戏。于是，黄应秋用这个机智的场景设计，在“文革”宏大叙事的幕布上划破一道长长的裂隙。

    《借地主》在文字上最大的特点是幽默笔法的运用。作者用妙趣横生的笔法，叙述了一场场荒唐可笑的闹剧。这些闹剧凸显出的，是“文革”本身的荒诞性，于是，这些“笑料”背后也隐含着辛辣的讽刺和深深的悲凉，使得小说的幽默成为不折不扣的“黑色幽默”。 “借地主”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场黑色幽默闹剧。在“文革”期间轰轰烈烈的“斗地主”运动中，沙冲大队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没有地主可斗。从逻辑上来讲，没有地主本是好事，说明当地人民“根正苗红”，革命彻底，是一片“干净的无产阶级革命阵地”。但对于沙冲大队的干部来说，这却成了“困难”，因为无法开展斗地主活动，便跟不上革命形势了。于是，他们想出一个好主意：借个地主来斗斗。于是，他们来到地主“资源”丰富的黄坑大队，递上一份正式书面文件的“借地主”申请。用正式的文件来提出这样一个荒诞的要求，其中的讽刺意味不言而喻。而接下来，坐拥地主“资源”的黄坑大队治保主任老古竟也摆起了架子，对“革命战友”们的请求很不以为然。他不愿轻易地把地主借给对方。在这里，拥有“地主”竟然成了一种“资本”，没有“大米”或“银子”来交换，怎么能白白借出？老古主任的观点实在够不上“革命觉悟”，但这也恰恰反映出“文革”的真实逻辑，即：宏大的革命叙事其实只是一种空洞的标语，其背后可能隐藏着复杂的利益关系。最后，沙冲大队的干部拿出了杀手锏——县革委会的文件，这才“吓”住了老古，令他乖乖借出了地主黄红旗。

    地主是借到了，可要怎么斗呢？沙冲人没有经验，也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位地主。按照“文革”的叙事逻辑，地主是阶级敌人，是要被贫下中农狠狠唾弃的。可三位大队干部却把黄红旗当成了“客人”，不但对他说话语气极其客气，而且还管吃管住，并用专车（拖拉机）接送来回。在批斗会上，主持批斗的“红军帽”不知批斗的具体程序，竟然不允许黄红旗“低头认罪”，而且还按照开农业学大寨会的模式，让黄红旗汇报自己“是如何做好地主工作的”。这些与普遍的“斗地主”截然不同的行为，构成了对“文革”宏大叙事的强烈反讽。黄红旗感慨：“沙冲大队的贫下中农把地主当人看。”其中暗含的潜台词是：在“文革”的普遍话语中，“地主”都没有被当作“人”，而是单纯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符号，被任意凌辱。其实，在“文革”中有这等遭遇的，又何止“地主”这一类人？

    毫无疑问，“斗地主”本应是一种严肃的政治行为，其目的是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唤起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仇恨，以增强人民的统治力量。然而，在《借地主》这篇小说中，“斗地主”似乎主要并不是一种政治行为，而是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的一种“娱乐活动”。地主的“罪行”不是剥削了多少贫苦百姓，而是充满暧昧的“性骚扰”，人们对此津津乐道，“斗地主”的严肃性消失殆尽，成为了“看戏”一般的娱乐盛典。

    批斗黄红旗时，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他看到了村里最漂亮的姑娘——小芳——的屁股。而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这一行为之所以被指认为“罪行”，主要不在于他冒犯了一个年轻姑娘，而在于他实现了村里其他男人们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于是，人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对黄红旗展开批斗，并逼迫他交待“犯罪”经过，或者说，让他描述一下他们自己也渴望看到的那个“雪白的萝卜”。这样，原本无比神圣的“斗地主”大会变成了村民们的集体臆想，人们纷纷询问关于“屁股”的问题，“批斗会开得兴高采烈”。

    当原本神圣的“革命”行为被解释成一种娱乐之时，我们不难理解其中深蕴的对革命叙事的解构意味。宣传口号里所描绘的“革命”，是两个阶级之间水火不容的仇恨，是建造一个新社会、新世界的豪情壮志。这种开天辟地的历史神圣感和使命感充斥着“文革”的主流话语，斗地主本应是这种神圣的历史使命的一部分。然而，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并不能完全理解到这种神圣性，而是更乐于发现其中的娱乐因素。与其说人们在对“万恶”的地主进行批斗，不如说他们更期待聆听一则略带荤段子的俚语笑话，因为这更接近他们的平常生活。于是可以看到，在作者笔下，“日常生活”的逻辑其实要比“革命”的逻辑更神圣，普普通通的人性才是历史中最真实的，而那些自命更神圣、更高尚的东西到头来只是一种虚假的“表演”。

    《借地主》的结尾情节就巧妙地点出了一场精心策划的、以“革命”为伪装的“表演”。小芳失踪了，她的母亲芹婶认定是黄红旗把小芳藏了起来，于是带着大队干部们来找黄红旗要人。芹婶的悲痛模样让人不由得相信她真的失去了女儿，“死不认帐”的黄红旗被关了起来，人们以为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了。谁知道结尾突然峰回路转，黄红旗被无罪释放，原来是芹婶把小芳送去偷渡了，却把帐赖在黄红旗身上，躲人耳目，惹得老古主任愤愤地说：“你看她芹婶母女俩多坏，简直就连你们地主也不如。”更可气的是，芹婶丝毫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多么“可耻”，还理直气壮地说： “谢天谢地，小芳安全到香港了，我这个老太婆，就随你们怎么处置吧。”

    芹婶的“表演”是如此逼真，不仅骗过了大队干部，也几乎骗过了读者。她所表演的，不仅是“丢女儿”的闹剧，更是在表演“革命”。因为，在斗地主时，她表现得那么积极，作为地主“罪行”的受害者，她被认为理所应当地认为是站在革命队伍中。结果，她却跟革命开了这么一个玩笑，背弃了革命的大地，毫不后悔地把女儿送往那个“人吃人”的、被革命坚决批判的社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绝不仅仅是芹婶一个人在如此“表演”，那些挤在偷渡船上的贫下中农，那些借地主来批斗的沙冲大队干部，在“革命”的语境下，无不是在“表演”。不是因为他们自身有多虚伪，而是因为“文革”本身就是一个逼迫人去表演的时代。

    《借地主》的语言是如此机智、幽默，情节设置又跌宕起伏、扣人心弦，从“择优”式的“选地主”，到娱乐化的“斗地主”，再到荒诞不经的“借地主”，最后上演一场精心伪装的“逃亡”剧，我们跟随着作者的笔触，欣赏着一幕幕令人捧腹的滑稽闹剧，感受着其中辛辣尖锐的批判姿态。然而，《借地主》中的闹剧不仅是喜剧，同时更是悲剧，那是政治话语凌越人性的悲剧，是被迫掩饰自己的真实性情、配合一个时代去“表演”的悲剧。

    站在今天的角度上反思“文革”，黄应秋既制造了喜剧式的反讽效果，又保持了对悲剧的巨大悲悯，或许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借地主》这篇小说的独特魅力。（作者：曾海津）

    （注：《借地主》一文为东莞著名作家黄应秋的代表作，原载《花城》2006年第6期，后转载于《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刊物，并入选《2007中国中篇小说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