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优秀共产党员、原东江纵队副指导员谢坚 

    1938年10月12日，日本南支派遣军从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开始了对华南的全面入侵。短短10多天时间，广州陷落，惠阳陷落，东莞陷落……我华南全面告急！

    就在日军登陆大亚湾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电示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要在东江日占区后方开拓游击区”。1938年10月15日，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在东莞组建了一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意味是坚决抗日的模范队。

    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初时只有100多人，最多时发展到300多人。它是日后成立的东江纵队的前身之一，为东江纵队培育和输送了一批领导干部和战斗骨干。

    “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抗日英勇，令日寇闻风丧胆。在金戈铁马的纵横驰骋中，跃动着不少巾帼英雄的身影，出生于东坑的谢坚，就是其中的一位女中豪杰。

    第一章

    1937年，年仅19岁的谢坚离开家乡东坑来到莞城，在今西城楼附近的一家名叫“阳光书店”做帮工。

    这家书店的老板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他见谢坚好学上进，同情抗日，便循序渐进的给她灌输革命思想，并推荐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让她学习。谢坚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不少共产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等。通过进步思想的熏陶，谢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不久参加了东莞中学王河等组织的读书会，她以书店店员的身份作掩护，将来自延安的进步刊物传递到革命青年们的手中，发动群众抗日。

    1938年初，谢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时隔不久，她被组织派往大朗山区做抗日救国的宣传发动工作。她的公开身份是乡村女教师，以此为掩护，积极而隐蔽地开展工作。

    乡下的条件极为艰苦，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谢坚就以校当家，睡在破败的教室里。没有床，就抱一捆稻草铺在地上。真是“风扫地，月点灯，地当床。”但谢坚一点都感觉不到苦和累，救国救民的理想使她热血沸腾。

    她一边精心教育孩子，一边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但是她的热情却受到了乡亲们的质疑，不少村民问她：你一个教书先生，跟我们农民讲这些大道理干什么？

    村民们的反应引起了谢坚的思考。她觉得，村民的不接受和不理解，首先是自己还没和他们建立感情，因此缺乏信任。同时自己的宣讲方式没有结合实际，让村民摸头不着脑。

    找到问题的症结后，谢坚改变了工作方法。于是在教学之余，她帮村民挑水、扫地、洗衣、施肥、收割庄稼、晒谷……把每一家的农活都当成是自己的事。很快，她赢得了村民们的信任和喜爱，把她当成自家人。谢坚见时机已到，便向乡亲们讲述革命道理。乡亲们对日伪的残暴早已怒火满腔，听了谢坚的宣传，都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抗日热情高涨。谢坚教村民唱《义勇军进行曲》、《保卫黄河》、《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等革命歌曲。激昂雄壮的歌声在山头田间回荡，贫穷的山村燃起了革命的火种。

    第二章

    为了更广泛的宣传抗日，谢坚带领积极份子贴标语。她每次行动时都小心翼翼，每次只有三个人，两个人在村口放风，谢坚自己在村里张贴。如果发现可疑人员，放风人员就以喊孩子回家吃饭为号，一声长两声短。

    一天黄昏，谢坚和以前一样，又带着两个积极份子张贴标语。这时村庄里炊烟袅袅，牛羊归圈，一派宁静景象。谢坚提着浆糊桶，拿着用稻草扎成的刷子刷浆糊，大概贴了十多条标语，突然从左端村口传来警示声：“石——磙——，回家吃饭呐——!”

    听到警讯，谢坚匆匆收拾好工具，将其藏在附近的一堆草垛里，然后折进一家农户，戴起一顶无顶的破草帽，把一双裤脚卷得高高的，又用水把身上淋湿几片，挑起一对编筐，向村头走去。 

    当谢坚走到村庄的一个拐路口时，与两个陌生男子劈面相遇。她用双眼的余光一瞟，将这两人的外貌牢牢记住：一个圆脸黑胖，五短身材，额上有块拇指大小的黑痣。另一个瘦长，一张瓦刀脸，镶一口金牙，走路像鸭子一扇一扇的。

    谢坚在路边搂了几把猪草放进筐里，远远地跟着这两个形迹可疑的人。只见这两个男子在村子里贼头贼脑地晃晃悠悠，惹得几条狗跟在后面吠。待见到标语，就见那个胖子抢上前，气急败坏地将标语扯下来撕得粉碎。而瓦刀脸则紧张地在一旁戒备。谢坚看到这一切，心中业已雪亮：这两个家伙正是敌人派来的“鬼头仔”（特务）。

    两个特务一路走一路撕，把标语撕得一条不剩。谢坚恨得牙痒痒，却又不敢硬拚，只好将怒火埋在心里，咒他们早点被游击队打死！

    1940年春节过刚，谢坚被组织分配到犀牛坡村（现属大朗镇）工作。犀牛坡村相当偏僻，它是梅塘与大岭山的连接点，是一个开展游击战的好战场，同时它又是敌人扫荡梅塘、大岭山游击区的集结点。它距东莞城、太平镇和樟木头这几个日本据点，亦不过三十至五十华里，因此敌、伪、顽、游击队几股势力在此犬牙交错。

    在樟木头，国民党军队驻扎以南天堂围和平湖一带，与日寇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对我部构成严重威胁。

    第三章

    1940年3月初，国民党反动派抽调三个团的兵力，从梅塘、观澜一带形成一个包围圈，妄图一举消灭我活动于东宝地区的王作尧部，形势十分险恶，我部不得不开始东移海陆丰。在此艰危之际，当时的县委领导王鲁明同志找到谢坚，要求她继续留在犀牛坡秘密开展抗日工作。谢坚感到责任重大而又光荣，又担心自己难当大任，因此有些忧虑。王鲁明亲切地鼓励她，叫谢坚胆大细心，只要事事依靠群众，就一定能够胜利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谢坚也感到义不容辞，毅然接受了任务。

    三天后，谢坚持着陈鸣同志给他的同学刘天恩（是个有抗日思想的青年，同情抗日）的介绍信，找到刘天恩，说明来意。刘天恩十分热情接待了谢坚，说办夜校非一日之功，只能慢慢筹办。考虑到谢坚刚来不熟悉环境，更怕出现安全问题，刘天恩便把谢坚安排在自家里暂时吃住，对外身份是娘家的表姐。但这却引起了刘天恩的妻子的不满，怀疑丈夫要娶妾侍，对谢坚横鼻子竖眼。谢坚知道她的心思，便与她一起劳动，讲妇女的痛苦和受封建的压迫，又讲男女平等，反对三妻四妾的封建婚姻的道理给她听，又表明自己是来教书，要教妇女读书识字的，这才解除刘妻的顾虑，消除了误会。

    在刘天恩夫妇的帮助下，谢坚很快摸清了村里的形势。这时一个叫黎敬的大嫂进入了谢坚的视线。这黎大嫂年轻守寡，孤单一人，想改嫁又怕封建势力不容。谢坚十分同情她，便每天都帮她做些农活，又教她识字学文化，两人很快建立了感情。一天，黎大嫂对谢坚说：“你住在刘天恩家不大方便，我又一个人住，晚上挺害怕的，你就搬到我家来吧！”

    谢坚搬过来后，黎大嫂又串连了一些贫苦和青年女子到她家座谈，谢坚便对大家讲述日寇的残暴，国民党军队的反动，不打日本人专打内战，共产党为贫苦穷人谋幸福，打日寇、打国民党反动派、打土匪，为民族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一个叫亚兰的妇女说：“怪不得人们都说共产党的部队‘老模’好嘢！”谢坚又讲一些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故事给她们听，同时揭露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这样，妇女们的觉悟逐渐提高了，终于团结了一批群众。谢坚见时机已成熟，便开始办起夜校。

    消息一传开，便有20多人来报名。大多数是妇女，也有几个男孩。这些人都是穷苦人家，无钱读书，却渴望识字。其中有两个妇女特别积极，一个叫刘亚兰，一个叫刘亚多，她们不仅学习刻苦，还帮谢坚串连和家访，发动群众。在这个时期，谢坚把学生家属和亲属作为重点的团结对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40年冬，“东移”的武装队伍回到东宝地区活动，谢坚喜出望外，立即动员群众腾出空房，让部队休息。又和其他妇女帮部队买柴买菜，洗衣做饭，安顿部队。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大部队随后移居到犀牛坡的新围，这里背面靠山，部队可进退自如。而犀牛坡的老围有座祠堂，还有两口鱼塘围绕全村，犹如护城河，只有两道围门口作行人道，易守难攻。

    在老围的那座破落的祠堂里，还有一间晦暗的偏房。房子的上面，亦有一间小阁楼，阁楼的大窗，正好对着新围，可作瞭望。谢坚发现后，便将此处作为秘密联络点，有时为了方便上级来人联系，她还孤身在那个小阁楼里过夜，与风雨为伴，与兽声为伍，不知度过多少这样的夜晚。

    第四章

    1940年12月中旬的一天，谢坚像往常一样，早上五点钟就起了床，习惯性地站在阁楼的窗口深情地向新围方向瞭望：那里驻扎着我方的部队。

    在朦胧的晨曦中，谢坚远远地看见一队游击队战士背着行李迅速地撤退。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正纳闷间，一声清脆的枪声传来，划破了这宁静的早晨。谢坚飞快地下楼，箭一般向部队奔去，刚到鱼塘口，就见一个妇女急匆匆地跑来，她是特地来通风报信的。原来是地头蛇刘光的部队向我部进攻，为了避免日伪军的夹击，游击队不得不向大塘、大岭山方向撤退。

    谢坚属于地方党领导，但她未接到上级党组织撤退的通知。怎么办？她急忙返回，把所有的文件都烧了，又把行李藏在一丛茅草里，用枯树枝盖了，不让敌人发现这个祠堂有人居住，从而保护这个秘密联络点。

    把一切处理妥当后，谢坚迅速赶回原驻点，找到黎大嫂、刘亚兰、刘亚多几人商量，大家认为学校不能去，黎大嫂家更不安全。大伙想了个主意，让谢坚藏在刘亚多柴房里，躲避一段时间。

    刘亚多的父母都痛恨日伪，同情革命，比较可靠。于是谢坚当天便躲到了柴房里。晚上，刘亚多的父母佯作取柴，给谢坚送米饭茶水。白天，刘亚来、刘亚多、黎敬则侦察敌情：有多少人？住在哪些农户家里？武器装备如何？把这些情况摸准后，汇报给谢坚。谢坚一一牢记，可敌人封锁得紧，一时无法将这些情报递出去，不由暗暗着急。同时又疑虑：敌人为什么突然到了这里？

    原来刘光的部队得到了情报，得知犀牛坡有地下党和游击队，便出来扫荡，妄图摧毁我根据地。他们不敢从日据点经过，怕引起误会，而是从天堂围、观澜、白花洞、梅塘扑来。这天清晨，这队匪军从新围的后山摸过来，准备偷袭，但游击队已得到情报，迅速转移，敌人扑了个空，恼羞成怒，放了一轮空枪，随后向老围的祠堂扑去，围得水泄不通，扬言要抓一个共产党派来的教师。

    原来谢坚的活动，早引起了特务的注意，他们侦察到谢坚住在这个旧祠堂里，准备顺手牵羊，谁知又是一个空。

    刘光见走了游击队，又没抓到地下党，只激得三尸神跳。他把全体村民逮到一块，强压怒火，假惺惺地说：你们这个村有姓刘的，跟我是同宗同族，我不想自相残杀。只要你们交出地下党，我就放你们一马。不料村民早认清了他们的反动本质，异口同声地说：“那个教师早就走了！”刘光见来软的不成，再也按捺不住怒火，凶神恶煞地咆哮起来：你们如果不交人，我把你们这个破村子给烧掉！要是谁窝藏了这个共产党，就杀光他全家！谁交出共产党，立马赏七百元钱！

    刘光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村民都不为所动。刘光无奈，只好派兵到每条巷子搜查。几个匪兵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围着刘亚多的房子前后转。谢坚躲在柴房里，能听到他们的脚步声，紧张得大气也不敢出。幸好敌人没进屋搜查，躲过一劫。

    敌人一无所获，只好悻悻离去，却在村子里布满了暗探，四处游荡。

    第五章

    谢坚被困在柴房里，不敢出门一步，饱受虫叮蚊咬之苦。这样度过了漫长的12天。

    就在这天晚上，黎大嫂等人慌慌张张地跑来，汇报说：“敌人明天要搜屋了，怎么办？”又道：“宁可大家一齐杀头，也不能让刘光捉去！”其他几个妇女急得哭了，不知如何是好。

    谢坚感到事态严重，她沉思了片刻，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要死就死我一个，不能连累全村的父老乡亲。”这时刘亚多的父亲刘鉴恩老人发话了，说：“谢老师皮肤比较黑，很像当地农民，如果化装成农妇，应该混得出去。”大家齐声称妙，决定采用这个法子。

    次日天刚蒙蒙亮，刘亚多的母亲找来剪刀，在刘亚兰、刘亚多的头上剪下部分头发给谢坚，在她后脑上盘成一个髻，再扣上一顶大草帽，换上刘亚兰的衣服，谢坚光着脚，左肩扛锄头，右手牵一头牛，众人一看，果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妇，看不出一点破绽。 

    于是一群人牵牵缦缦地朝村头走去。

    走在最前面的是刘鉴恩父女，刘亚兰和其他六、七个姐妹散在周围，把谢坚和那头牛围在中央。

    一群人走到村口，只见两个哨兵端着枪在那里晃悠，明晃晃的刺刀在朝阳下闪出耀眼的寒光。谢坚内心强迫自己镇定，但心脏还是“怦怦”地跳个不停。她担心被敌人识破，自己牺牲不要紧，连累全村的父老乡亲就不堪设想了。想到这层厉害关系，谢坚深吸一口气，将自己彻底平静下来，若无其事地从哨兵面前走了过去。哨兵知道是一帮下田的农民，也没怎么在意，都没有检查就放行了。

    出了村庄，还没有完全脱险，因为村外还有刘光的匪兵在活动，众人不敢不走大路。幸好刘鉴恩非常熟悉地形，他带领大家专拣小路走，这样绕了几道山，终于把匪兵扔在了后面。

    谢坚在敌人眼皮底下虎口脱险后，马不停蹄地朝松木山、大朗方向赶去：上级党组织在那里召唤她！

    尾声

    鲜为人知的事，谢坚的爱人也是地下党员，当年打入伪军内部，做情报工作。

    1944年夏天，谢坚爱人得知伪军要攻打驻扎在高埗的游击队，他急忙把这情报传递给他亲妹妹，让其报告给谢坚。谢坚得到情报后，却无法送出去。因为她一直与组织是单线联系，以前与她接头的人因工作调动再也联系不上，而上级又还没派新的联络人。谢坚爱人得知这个情况后，心急如焚。他决定铤而走险，随伪军部队来到高埗，趁伪军休息时，跑到附近的一个村庄，找到一个地下党员的家里，假装喝糖水，趁机将这个重要情报传了出去。

    当敌人赶到我军驻点时，游击队已转移多时，敌人哀叹道：游击队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他们的情报工作太厉害了，让我们防不胜防！

    敌人不知道，有一对夫妇，正像无数仁人志士一样，正战斗在他们的心脏…… （作者：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