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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光犹得照人间 ——记岭南书法大师秦咢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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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逝的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原坐落于东兴路231号的东坑中学无疑是东坑镇当时的一座标志性建筑。人们都记得依稀记得，学校外墙挂满“东莞市园林式单位”等各种荣誉牌匾，充满了浓郁的书香气息，尤其让人记忆犹新的是几个刚劲有力的字“东坑中学”，那就是岭南书法大家、有“秦宝子”美誉的秦咢生先生，以独特的“小爨体”亲笔题字。本文将通过追溯秦老的一生，缅怀先贤，鼓励后学，以飨读者。
很多人知道秦咢生，是因为他的书法。秦秦咢生从事书法艺术创作七十余年，遍涉历代名家碑帖，融百家成一体，书风刚劲雄伟且流丽婉秀，笔势在点画之间气脉相通，作品充满神采，达至意境之美，正是“妙笔生花，毫端蕴秀”，在当代书坛独树一帜，成为岭南秦派书法创始人、彪炳书史的大家。他不但擅长书法篆刻，更精通诗词，人称诗、书、印三绝。
出身：传奇的求学生涯
1900年1月28日，秦咢生出生于广东惠州。小时候因家穷上不了学堂，但自幼聪慧，得伯父喜爱便让他跟自己儿子读私塾。秦咢生很小就立下了远大的志向，一心想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他十分用功地练字，买不起纸便利用旧当票练字。12岁时，已练就一手好字，又因读私整，熟悉许多古诗词和楹联，近邻亲友和当铺顾客常请他写春联，被誉为“神童”。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秦咢生16岁就到当铺做学徒，白天工作晚上自学，每天学习到深夜。他研习书法，不拘一家，见碑临碑、见帖临帖，遍临历代各家碑帖，广习各种书体，尤其以小楷见长。年幼的他没有想当书法家，只是自幼就喜爱书法，见到好看的字就禁不住想学，有时经过一些店铺，看到挂着书法，常常驻足观赏半天，往往待店家询问要买什么东西时才醒悟过来。
当时当铺商把秦咢生作为“公关”工具，他当学徒一做就是8年。由于家贫买不起纸，每逢年关，当铺就推荐他给一些纸铺书写春联，约三千对以上，销售四乡。秦咢生只是为人作嫁衣，没有分文报酬可得，但他考虑到正好利用他们的纸笔墨练习书法，便也乐于为之。
当时，惠州开有“宏汉学会”，为文人交流国学之所，常以经史、子、集四部为题材，由翰林进士命题点评，入选者依次有奖。古谚云“初生之犊不怕虎”，秦咢生也拿题作诗投卷。当时的点评师是梁鼎芬、李绮青等名士，秦咢生的诗作所得的评语是；“间有佳句，不懂诗式。”能被名流评为“间有佳句”，令秦号生感到十分高兴，这表明他具有诗才。但“不懂诗式”，也令他苦恼万分。时当铺东家廖燕翔乃举人出身，精于诗律。他便拜廖为师。但廖不善施教，只是教咢生念“平平仄仄”，秦咢生左记右记也记不住。廖便做一首诗给他看，他仍不知平仄如何安排。廖干脆叫他熟读《唐诗三百首》，秦咢生日读夜诵，熟读之余，便从中抽出律诗80首、绝句20首，分别排列在一起，取其平仄字之位置而弃其文，细加分析，得出作诗无非两个规律，一是平起，一是仄起。所谓平起仄起，是指起句的第二个字为据，他按此格式作诗一首给廖先生看。廖说作得好并问如何学来的，他告其原委，廖便称赞道：“咢生很聪明。”自此，秦咢生乃知作诗最重要的是平仄，其次是粘连等“诗式”，随着不断历练，终于逐渐熟练地掌握了诗词的各种规则。秦咢生非常好学上进，还拜黄缉庭、林农菊等名儒为师。渐渐地，便开始与人唱酬，他的诗兼具唐诗的高华和宋诗的哲思与理趣的特点，被誉为“唐面宋骨”。现存他最早的诗作是《孔明灯》:“丹心一点冲霄汉，欲坠旋高力未孱，云路扶摇频下顾，余光犹得照人间。”此诗作于1917年，时年17岁，赴省城广州报考电报生落选回家夜观孔明灯的有感而作，令人赞叹。
秦咢生有非常深厚的国学造诣，除学诗、书之外，还深谙粤剧，并雅好音律，且歌且行，长袖善舞。秦咢生伯父善吹箫，曾向伯父求教，伯父不愿教他。因秦咢生少年肥胖，十指如小萝卜，伯父认为他不是吹萧的料，但耐不住他苦缠，便给了一支将报废的箫说：“如果能吹准7音就教你。”秦咢生晨昏苦练，同住的当铺伙计又怪“嗓音”烦人，他便蒙上被子在床里面练习。一周之后，伯父遵守诺言开始教他吹箫。从此。箫不离身，常常以吹箫自娱。
当学徒的八年，是秦咢生刻苦自学的八年，也是最艰苦的八年，凭借这基础，他随之到机关、学校当过职员、秘书和教师。北伐战争期间，秦咢生被驻惠州的国民革命军委任文书，后又到湛江盐务局当文书。1929年，他应聘到广州市立七十小学任六年级国文教师。1933年，进入中山大学法学院当助教。1938年10月，广州沦陷，秦咢生携家人移居粤北曲江，参加四战区动员委员会工作，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40年，任广东省建设厅厅长秘书，为交际应酬的笔手，时任民国教育部长朱家骅找他代书一幅字给蒋介石做60贺寿，蒋介石非常欣赏，闻说是秦咢生写的字，还发邀请信要他到身边做事，秦咢生婉言拒绝。
抗战胜利后，秦咢生随建设厅迁返广州，继续负责厅内文书工作。广州临解放时，许多人逃往台湾，但他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毅然留下来与家人起迎接解放。
治学：博采众长的书法大家
秦咢生从事书法艺术活动70余年，遍涉历代名家碑帖，熔冶百家，博采精华，甲骨、金文、篆、隶、楷、行、草诸体俱所擅长，竹简、碑版、法帖皆成为他创造自己风格的有益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浑厚磅礴的艺术风格，创一代刚劲雄伟的书风。
秦咢生深研传统书法，书法初学赵体，后上溯钟、王、魏晋碑刻、秦汉金石，甲骨、金文 、篆、隶、楷、行、草诸体俱所擅长。1928年，秦咢生得到几张《石鼓文》拓片，自此开始学篆书，井在临习的同时兼求学问。他不但把石鼓文临得十分相似，而且据此探索书法的源流、篆书的艺术。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书体介于古与秦篆之间，或称“大篆”，是研究我国大篆以及由大篆演进为小篆的重要资料。他曾作诗赞吴昌硕:“入于浙室出为雄，磅礴新姿动海风。石鼓瓦砖皆入印，发聋振聩凿鸿蒙。”秦号生还把整个石鼓诗文背熟，运用它集联、作诗，填词等。他现存世所写大篆，几乎均为石鼓文书体，可见于此用功之深。
秦咢生最推崇的碑帖是《爨宝子碑》。当他第一次看到《爨宝子碑》拓片，即如痴如醉，心追手摹，临习不辍，终以“秦宝子”名世。秦咢生酷嗜爨宝子体，如《赞小爨碑》诗云:“书道流芳数风毛，宁馨常自在林木皋。官书惟潔江宁秀，野字无如宝子高。”又如在《赠欧章源同志》中道:“独抱贞心石可耕，作书一样气纵横。云南晋石爨宝子，不让山阴独擅名。”秦咢生的《论爨十绝》，对爨宝子碑的艺术价值、源流影响风格特色、碑文内容都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对李济深的藏本更作了有根有据的鉴定，不但对推广学爨碑书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所学《爨宝子碑》体，尤得其神理意趣，最为求书者所喜爱，称其为“秦宝子”。他曾作《集爨论爨十绝》，并集联数十，此碑出土二百余年，真能探骊得珠者稀。他推测云南在魏晋至唐可能有一个爨体流派存在。这在他的十首赞爨诗中透露出信息：“不守故常非放诞，故将流别振西南。”意思是说爨碑自成一派与众不同并非是放诞不拘的行为，所以能形成流派振兴西南。爨体在书法史上有很高的地位。是“上溯篆分之流，下开隋唐之径”；是“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者也”；是“研究楷书，溯源必当及此”的典范；是“正书古石第一本”。
除了《爨宝子碑》，对秦咢生书法影响最大还有汉碑《天发神谶碑》。在临习石鼓文的基础上，秦咢生又进而临习《天缓记功碑》（又名《天发神谶碑》），他多次参加中日、中外书展，常作神谶碑体，如参加1984年中国日本书道交流展的《雨中访龙门石窟即兴之作》，1987年在日本举办的中国著名书家百人展中的《访乾陵没字碑有感》，1989年在新加坡举办广东三名家书画展中的《谢辽宁孙先生惠小桃红紫丁香》，还有选入《当代书家墨迹诗文集》的《东莞可园红云宴旧句》等等，甚得中外书家及书法爱好者所赞赏。
最能代表秦咢生书法艺术的是行书，书法行家普遍认为他的行书最精致，别具一格。他自己也认为，在诸体中以行书写得最好。因其行书，可谓融百家为我法，先“博取”而后“约收”，难以论定属哪一家、哪一路，但可以说于《石鼓文》、《天玺碑》、《爨宝子碑》获益最大，并吸收赵孟结体严谨、端庄秀逸的特点，熔冶出自己刚健遒逸、笔法猜严、结体沉稳、典雅淳朴的艺术风格。在行笔中，他讲究迟送涩进，顿挫暗转，笔笔意到，字字挺立，字形常取扁势以揖让，韵律回荡而清越，为书家称绝。
秦咢生的印艺非常精湛，有自钤印谱《秦咢生石头记》12册，可以说治印比书法更早见称于世，只是被书法的名气掩盖。秦咢生印艺的过人之处，不仅继承前人骨髓，更注重本身的创新。秦咢生篆刻取法秦玺汉印，最得力于汉白文印，并吸收历代名家菁华为己用，古而不凝、逸而不野、朴华并茂，绝不故作惊人，于平中见雅，颇具汉印之韵。最值得称道的是他推出的“纪年记岁印”，融古今于一炉，堪称标新立异之作。日本著名篆刻家梅舒适赞其纪年印为“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精美创作。秦号生纪年印先是以干支、年龄合为一印，如“乙卯七十五岁”、“丁巳七十七岁”，后加入公元纪年，并以阿拉伯数字入印，如“1979己未七十九岁”、“1987丁卯八十七岁”等，饶有新意。秦咢生在印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曾作论印诗22首，他认为治印要既留传统，又能创新，集古今之美，以自成风规。
秦咢生糅百家为一体，形成独具一格的诗书印三绝，终成岭南书坛一代大家，颇受行家赞誉。
为师：渊博慈爱的书协元勋
秦咢生平易近人，他从未以名人、泰斗自居，虚怀若谷，总保持着赤子之心。他不但是广州文史夜学院创办人之一，还是广东省解放后第一个全省性书法组织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他重建书法艺坛，不但开一代书风，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为广东省书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2年秋至1965年9月，省文史馆联合广州市文史馆创办广州文史夜学院，设中国文学艺术和外国语文两系，分中文、国画、书法篆刻、古典音乐、日语、英语专业，附设文史补习班和高中部。后又增设法语、西班牙语专业，还开办星期天文学、戏剧、书法讲座。作为夜学院创办人之一，他担任校董，又任书法篆刻专业主任，还在中文专业讲授诗词，举办书法讲座。在教学上，他主张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不要求学生摹仿他的风格，力求发挥个性，既强调传统功力，又注重重新，故桃李满天下。
广州文史夜学院开办8年，培养了各种专业学生1229名，其中有三年制大专和两年制专修班毕业近500名；还有因学院停办未修业满期的学生近千名。他们当中大都分人活跃在教育和文艺战线上。据不完全统计，在首批参加夜学院校友会的300名学生中被吸收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等全国性艺术、学术团体会员的就有20人，吸收为广东省书协、美协、作协会员的有40多人。有的还担任省书协、广州市书协、羊城书画研究会、红棉书法学会、海珠书画研究会、友声诗书画研究会、广州钢笔书法研究会等团体负责人，还创办了羊城、红棉、海珠、粤秀等书画艺术学校，担负起培养新一代的重任。
秦咢生古道热肠谦虚谨慎，凡有求见、求助、求学，只要力所能及，无不尽力而为，尤其是以诗、书、篆刻向他求教，他总是谆谆善诱，诲人不倦。60年代初，有一位新会县青年，慕名到广州向他求教，但家穷衣衫槛褛，徘徊门口不敢求见。秦听家人所告，立即请这位青年进门并招待吃饭。这位穷青年拿着一竹篮红薯作为拜师之礼，秦感其至诚，授之以艺。还有一外省青年，出差广州已买好返回飞机票，临走前慕名求见秦咢生，并将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篆刻作品就教于他，秦咢生坦诚地指出其不足之处，令这位青年深受感动，立即退了机票，逗留数日，每天上门求教。
为了弘扬书法艺术，培育新人，秦咢生不顾高龄，身体力行。他是广东省第五、六、七届人大代表，1986年以86岁高龄担任省文史馆副馆长，还兼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广东分会主席、省文联委员，以及不胜枚举的省内外诗社、书法篆刻协会的名誉社长、顾问等等职衔，经常参加活动和讲学，言传身教，培养的新人不计其数。
1963年9月8日，广东书法篆刻研究会成立，推选侯过为该会主席，秦咢生为理事。至文革前，该会活动十分频繁，从1964年至1960年，举办较大型的书法篆刻展览就有10多次，与广州文史夜学院合办星期书法篆刻讲座6期，并组织对外服务代写招牌、字幕，下乡写春联等等。作为研究会的骨干，秦咢生热情地参加各项活动。文革后，他又积极参与恢复该会活动的工作，1979年被推选为该会副会长。
为了进一步弘扬传统书法艺术，秦咢生还联合部分兄弟省的书法界知名人士，联名倡议在全国文联属下成立全国书法家协会，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1981年，第一次全国书法家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从此全国书法界结束了分散自流的无组织状态，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书法篆刻艺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作为该会的重要“推手”之一，秦咢生被当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第创会理事，并参加组织和评审第一届全国书法联展工作。同年，又在他的积极参与下，将广东书法篆刻研究会更名，正式成立了中国书法家协会广东省分会，秦咢生被推选为副主席。在省书协的影响和指导下，全省各地纷纷建立了地方性书协组织，对开展群众性的书法活动起了良好的作用。1985年，继商承祚之后，秦咢生当选为第二任中国书协广东分会主席。在他和广大书法家的共同努力下，进一步推动了广东书法活动的开展。
秦咢生在广东省文史馆工作30多年，作为岭南文化名人、书协元勋，秦咢生没有一点架子，更像一名服务员，他长期不辞劳苦，深入群众，吸取艺术营养。足迹所及，既有名山大川，也有穷乡僻壤；既有厂矿企业，也有街道学校；既有机关营房，也有商店民宅。所到之处，每有留题，一脉一书，翰墨留香。他还热衷慈善，积极参加为账灾救济、敬老恤孤、助伤帮残和妇幼基金会、教育基金会等等，并举办社会福利性筹集基金的挥毫义卖活动等。此外，秦咢生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澳门东亚大学等邀请前往讲学，到日本、新加坡举办书画展。秦咢生不但为繁荣岭南文化艺术，为社会公益事业和岭南文史研究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也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90年，秦咢生由于年事已高，身体不适住进了医院，时任省市各级领导，如叶选平、谢非、郭荣昌、张高丽、欧初、杨立、郑群等先后到院探病慰间。但秦老肝积水疾已深，并不断恶化，并发多种疾患终于不治，于当年2月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值得欣慰的是，秦咢生的四个孩子秦大我、秦大用、秦大治、秦大同继承了他的篆隶书法，人称“秦公四子”。而他的孙辈、曾孙辈秦五三与何冠洲、温穗宁、张秦若丹等内外诸亲也尤得遗风，苦攻爨体，涉猎草、行、楷，被赞为“秦公一脉，光大可期，斯不远矣！”“岭海书坛盛，一门四代同。真行篆隶草，金石继秦风”。（文 / 蕴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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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坑》报 编辑：钟少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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