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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与失落的地方性--兼谈曾明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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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地方写作”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且优质的“地方性知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自认为一贯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当“地方写作”不是作为一种风潮、一种文学的时尚被作家追赶的时候，我相信它将展示出更多的可能性，正如英国著名评论家F.R.李维斯（1895-1978）所认证的：几乎所有伟大的小说都旨在“促进对人生充分可能性的认识”。
关键词：地方性；地方写作；曾明了；《百年莞香》
文学与地方性的纠葛并非一个新鲜话题。从文学的题材上讲，任何文学作品都染有一定的地方性色彩，不少文学名著正是以其鲜明的地方性吸引了读者的目光。欧美近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认为：生命体与地方（place）是相互依存的，地方乃是个人生存的具体方式，毕竟我们不可能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那样——“生活在别处”。据说亚里士多德极为看重“地方的力量”（《物理学》），而20世纪中期以来人文学界对地方性的关注则是后现代主义思潮深度渗透的结果。上世纪80年代，以撰写《地方性知识》一书而享誉人文社科学界的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1926－2006）曾坦言：作诗（我们姑且认为这个词涵括了一般的文学创作活动，这也符合西方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的惯常用法）如同驾船和培育园林一样，都是与当地的“地方性知识相关联的工作”。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一部分，重申并重审地方性既是认识论问题，更是价值论问题。
从认识论出发，“地方写作”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且异质的“地方性知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冲击着自认为一贯正确的主流意识形态。虽然在实践中以“地方性知识”调校“主流意见”的机会并不多，但是离开地方性，许多所谓的“主流意见”只不过是一种貌似常识的“偏见”而已。就像我们过去总是倾向于认为：自由女神对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追求梦想的民众来者不拒，而实际上美国人却未必如此胸怀宽广——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爱尔兰移民，面对的是拒绝雇用他们的店主；鸦片战争后，数万参与修建横贯美国铁路线的华工，迎来的却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美国既是全世界人的美国，也是美国人的美国，自然也不欠缺“地方”意识。
就中国而言，林语堂先生曾说：“中国人在我们心目中仅仅是一个抽象物”，但南方与北方的中国人在性格、体魄、习俗上的区别，“不亚于地中海人与北欧日尔曼人的区别。” 看不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无法理解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何以能够避免“退化的命运”。多样的文化总是使自己比单一的文化活得更韧性、更长久。
相对于哲学家惯于用宏大、严密的思维切入各种带有普遍性的生存难题，作家对地方性的眷恋总是显得琐碎、偶然、非理性，甚至多少还带有自怜和自恋的意味。但对文学来说，这些词汇并不包含明确的贬义，相反还可能是褒义。在文学界，鲁迅之于浙江绍兴，沈从文之于凤凰古城，贾平凹之于陕西商州，莫言之于高密东北乡，似乎已成为文学与地方性联姻的旗帜和标杆。读者也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地方”其实也就是作家生于兹、长于兹的家乡。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文学家对地域及地域人事的偏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哲学家则不同——我们很难想象一位哲学家会把自己的家乡当作思考和阐释的对象。
比认识论更为根本的是从价值论出发思考地方性。从形式上看，地方性（locality）有两种：一种是已经形成的，一种是正在形成的，所以“地方性”并不总是待在一个“地方”。欧美生态批评学者经常担心的是：世界范围内无限趋同的现代消费模式正在扼杀已经形成的地方性，即传统的地方性；而对于正在形成的地方性（新地方性），谁都不敢断定它此时此刻是什么样子，譬如在东莞这座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城市，我相信某种新的地方性——如岭南特色的人文传统、大量的外来打工者及其生活方式、网点式的城市格局、高度发达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以及城市决策者和广大市民对文化的渴求所形成的独特的混合物——正在形成。单个来看，这些因素或许都不是地方性的，但当它们用某种东莞才有的方式组合和交缠在一起的时候，一种新的地方性就开始潜滋暗长，并始终伴随着这座城市的失落与梦想。
在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地方性之间，是作家和人文学者对地方性的主观想象和知识化认定所搭建的隐形的桥梁。就此而言，当我们用“知识”一词来谈论“地方性”时，地方性就已经被现代知识体系充分过滤并格式化了，过滤和格式化后的产物仍然呈现出“知识”的性状。事实上，知识话语正是科学意识形态独有的表达方式。在这种情形下，我们还有可能超越知识（乃至科学）吗？
像大多数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吉尔兹青年时代所接受的主要是分门别类的学科知识教育，但当他以人类学者的身份在爪哇、巴厘岛和摩洛哥等地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之后，便逐渐认识到在现代知识体系之外，还存在着形形色色从未进过课本和词典的本土文化知识，如巴厘人按出生的顺序把孩子或牲畜称为“头生的”、“二生的”、“三生的”和“四生的”，到老五又开始新的循环，即把第五个孩子又称为“头生的”，第六个则叫“二生的”……在一母所生的同胞中，“四生的”孩子有可能是“头生的”老五或老九的大哥大姐。这种循环式的称谓序列并不能真正反映同胞手足的长幼秩序，却体现着一种生生不息、往复无穷的生命观念，它不可翻译，甚至无从解释，却是原汁原味的带有地域特征的生活认知，即地域性知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知识不是符号，不是概念，也无须严密的推论，而只是对宇宙自然和身边生活环境最简单质朴的感悟、体验和反应，因此它也可能是反知识或轻知识的，就像一丛丛野生的玫瑰，默然面对一切知识和人事的变迁。德国近代文化哲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曾如是感叹说。
我们何以要特别强调文学中的地方性因素？一部分原因在于欧美生态批评所认为的——后现代正在扼杀地方性， 使我们对世界的建构不再完整，使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日益陷入狭隘的知识体系中；更重要的是，文学对地方性的漠视本身就是与文学精神有所不谐的。在西方文艺思想史中，文学一直被视为各门艺术的中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文学特有的表现方式使其获得了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比肩的超越性——超越民族、阶级、时代和一切带有人为因素的文化隔阂。在这个意义上，知识体系——无论是主流的还是地方性的——都应该是文学超越的对象，超越的结果乃是到达海德格尔所说的“澄明”之境，到达我们的老祖宗所说的“思入杳冥，物我两忘”之境。假如失落了地方性，抽离了有限性，文学的超越性和无限性又该如何彰显呢？
然而，今天的作家（包括许多文学研究者）对文学与地方性的认识还是相当随意的。诚然，“地方性并不是衡量文学作品的尺度”，“如果我们在全球的范围内强调民族性，在国家的版图内强调地方性，那么，文学创作将无所适从，作家的道路也将会越来越狭窄”， 在我看来，这些话应该是针对“为地方而地方”的作家说的，而不是对文学之“地方性”维度的根本否定。我不否认有些作家为了所谓的个性，可以牺牲文学一切的美感甚至是文体特征，他们或许会认为，越是让读者惊异骇怪，他们的作品就越显成功。我曾经浏览过一部袭用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这一书名写成的长篇“小说”，那只是一堆人类学田野调查资料的汇集而已，它一头扎进了繁冗纠结的地方性知识，却再也没有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从文学的视角来理解《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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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坑》报 编辑：李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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