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东坑镇的“卖身节”起源于明末清初，原本作为一个地区乡村劳动力市场存在，逐渐演变成集劳力交换、农村墟市、节庆娱乐复合的形态。建国后随着土地改革，劳力交换的功能彻底退出舞台，文革期间节庆被官方取缔。改革开放之后，节庆重新恢复，并且规模越来越大，民众除了自发的墟市之外，上个世纪末自发产生了射水狂欢的娱乐形式。进入21世纪，“卖身节”在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下俨然成为地方节庆的代表，成为地域传统与文化的表征，以致后来还一度荣获“东莞第一节”之美誉。

    作为民间的“卖身节”，反复在日常生活中上演着期盼的奇迹，“卖身节”的神奇传闻为节庆增添了某种浓厚的宗教气氛，渲染了民众信仰，为民俗活动的灵验性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并有意无意地增强着人们本来已经具有的关于神灵无所不在的信念、纳祥好运的心理诉求，并最终达到维系节庆传统的目的。同时，“卖身节”无疑也在实践着这样的民间逻辑：“卖身必购物”、“购物必遇仙”、“遇仙必得好运”，民众质朴的交换逻辑成为维系节庆的无形力量，或许正是此种力量不断推演着民众分享节庆的时光，促进节庆商贸市场的繁荣和循环，慰藉着大众在节庆特殊时刻祈福的心理需求。

    作为城市的“卖身节”，节庆中越来越狂热的射水，在一次又一次的暴力展演中，暴力并不总是表现生活中的行为和意义，很大程度上它的语义和价值建立在转移与转换之上。同时转换是仪式的一种原则，那么仪式转换生成出来的意思和意义需要一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内部认可：对于季节性狂欢的重温，在于以新的载体维系古老节日的生殖期盼，在于宣泄之后社会的稳定与持久。“卖身节”每一次改变都是新的循环中的更新，这种更新有它的传承与上溯的线索。传承必然受到历史条件与现实基础的制约，而民间以自己的方式进行着自我的传承，并形成了一套不断维系节庆核心性要素的机制。 

    现代社会不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东莞社会由农村脱胎为城市，其内部有大量“传统”的因素需要整合。而任何一次的文化再生产，都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对前一次生产的简单重复，因为此次的生产所面对的条件是不同于前一次的条件。这里最令人激动的，是行动者具有的能动性的策略性存在，即在“不逾矩”、不激烈地一下子就完全冲破底线的“随心所欲”。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认为节庆再生产中被视为“传统”代表的民众的价值是关键，我认同这样的观点：民间的力量与民俗时间、传说及其仪式活动是作为文化范畴而存在，是作为生活意义的命题通过认同来发生的。当我们从文化传承者的内部来看时，它们存在和演进的“确实性”依据于社会内部习得的共同的“世界图景”。（本文作者为东莞理工大学副教授、民俗学博士 阎 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