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东坑，是从一个不知名的偏远小村开始。

    单位新来了一位苏姓的同事，我开玩笑说：“你姓苏，或许你是苏东坡的后人呢！”同事神秘地点点头，“听老人说，我的确是苏轼的后人，在我们村还有一个苏氏祠堂呢！”

    我不由得笑了，想起了时下越演越烈的名人故里争夺战，从武大郎、潘金莲到孙悟空、猪八戒，且不管是不是人，只要有名就行。可谓长城内外，抢的都是名人故里；大河上下，写的都是名人文化。而苏轼这样一个逸响千古的文化名人，如果能沾上一点关系，肯定容易成为被代言人，或许这村里是想借东坡的名气搞点乡村旅游吧。同事见我不信，便热情邀我到她家乡走走，于是我来到了这个叫做角社的村庄。

    越过寒溪河的小桥，往右拐进一片杂乱而高耸的出租屋群，再一抬头，竟豁然开朗起来。群山逶迤叠嶂，一片高矮栉比的砖瓦房依山势描绘而下，无声地望着寒溪河水。河边有一棵大榕树，掩映着一栋红岩为座、青瓦为覆的建筑，红色牌匾上书写着金色大字“苏氏宗祠”，在一片青山绿水间，很有些化然世外的感觉。门口那幅“金莲世泽，玉局家声”的楹联更是让人浮想联翩，思绪顿时乘风归去，缅怀起了东坡居士。

    苏轼可谓是中国历史上最赋天才的文学艺术家，其文汪洋恣肆，其诗清新豪健，其词开豪放一派，其书法丰腴跌宕，其绘画形神兼备，在诗、文、词、书、画等许多方面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而这 “金莲”和“玉局”指的就是苏轼。据《宋史•苏轼传》记载，“轼尝锁宿禁中，召入对便殿，已而命坐赐茶，彻御前金莲烛送归院”。那段时间正是苏轼仕途中最为风光的时候，一年内连升五级，成为翰林学士。一次在宫中值班得到太后和皇帝召见，宋哲宗说：“先帝每诵卿的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苏轼听后，失声痛哭，太后和皇帝也都哭泣起来。太后命座赐茶，还将御花园前的“金莲烛”撤下来，送苏轼回去。苏轼晚年从海南回归中原后，被朝廷封为成都玉局观提举(宋代祠官，“玉局”为掌琢磨之工的官署)。这是苏轼毕生最后的官职，也是朝廷给予苏轼的最后归宿。苏轼因而有玉局老、玉局翁之美称。这些荣耀和经历，对于个人和家族而言，无疑是一种代代传承的家声和美谈。

    门口石柱上还有一副长联“苏氏源出黄帝始祖昆吾世系排行一百三十几代，家族发于高阳三世颛顼时光经历四千五百余年”。苏氏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其始祖昆吾名樊，是上古帝王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的后裔。樊在夏朝时被封于昆吾，以封地名称为姓，称昆吾氏，后来，昆吾氏的子孙中又有人别封于苏，其子孙也以封地“苏”为姓，因此苏氏尊昆吾为始祖。

    祠堂始建明朝末年，清朝和民国又进行了维修扩建。2001年又进行了重修。前后有三进，中间两个天井，装修不求豪华夸张，却是别具匠心，两边的墙上篆刻着苏轼的诗词书画，更是透露出文化世家的自豪和雅致。在这岭南一隅，乡村一角，竟然读到了熟悉的《赤壁赋》，抚摸着苏氏的枯枝墨竹，甚至在那重重叠叠的神龛之上，看到了他的牌位，实在让人感慨。这一刻，我己穿过了千年的月光，与东坡居士泛舟这寒溪河上，“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虽然斯人已去，江上之清风和山间之明月，仍在吟诵着他的千古名句。

    苏轼文采天成，却仕途坎坷，命运多舛，多次遭到贬谪，用他的诗来说就是“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在他被贬惠州期间，他也与东莞结下了一段善缘。那时，他经常乘坐扁舟到东莞资福寺游览，与方丈谈论佛法，并住宿在寺内，他还应邀为资福寺留下了《五百罗汉阁记》、《舍利铭》等。他流连在莞邑山水之中，欣赏着五百罗汉阁的雄伟瑰丽，吟诵着偈语：“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贝皆东倾。众生回春柏再荣，铁林东来阁乃成。宝骨未到先通灵，赤蛇白璧珠夜明。三十袭吉谁敢争，层檐飞空俯日星。海波不摇飓无声，天风徐来韵流铃。一洗瘴雾冰雪清，人无南北寿且宁”。

    这个时候，他可否会想到，有一天，他的后人也会来到这南越之地，在祖先曾经驻足的地方生根发芽，种下了东坡长啖而不腻的荔枝，做起了地道的岭南人。

    我翻开了角社村的苏氏族谱，细细地翻看这一家族的历史，似乎也翻开了整个民族的历史。族谱上记载，他们来自于番禺韦涌南边坊，这一系的始祖叫苏鼎，又叫苏昞，这个苏鼎其实就是苏轼的第二个儿子苏迨，族谱对于这个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和论述。虽然，清朝编写的《角社苏氏族谱》在文革中失传，据多次看过那本《角社苏氏族谱》的杨宝霖先生证实，族谱清楚记载着眉山苏氏的传承，并由苏东坡排头。目前有学术界人士对这一点仍然存疑。他们认为苏步青所编的《苏氏族谱》中记载，苏迨的妻子是欧阳氏，而番禺苏氏族谱记载苏迨的妻子为吴氏，而且史料没有关于苏迨过多的记载，所以难以确认。

    我又查阅了番禺韦涌南边坊的族谱，历史的脉络这才逐渐清晰起来。眉山苏氏在番禺的始祖苏迨，也就是苏轼的次子，系苏轼的第二个妻子王闰之所出，生于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终于宋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年五十七岁。苏迨娶欧阳修孙女为妻，生下箕、筌、筹。番禺族谱的记载正好可以在清代眉山族谱上得到印证，清代眉山族谱上写明：坡公十二孙簟、符、箕、籥、筌、筹、籍、節、笈、筚、篴、箾。元佑八年（1093年）欧阳氏病逝，苏迨续娶了大埔籍吴氏夫人，生了一子名瑜。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被贬往惠州，而苏迨当时遵照父亲之命，从姑熟赶往阳羡参加科举考试。为免遭牵连，便以苏昞之名赴试，中绍圣元年甲戌科连捷进士，授朝议大夫。后来因为元佑党争株连，被贬广东岭南省佐，宦游入粤。后来因为父亲事情受到牵连，便和妻子来到韦涌之南边滩涂处，选择高地作室，以苏鼎之名隐匿潜踪。至四十二岁时，由于朝廷对苏轼的所谓罪过给予平反，并且加以封赠，苏鼎才开始以苏迨的名字为官，到武昌当管理仓库的职事，但在一上任之后又离职而去，继续以苏鼎的名字归隐，成为南边坊的开村始祖。

    苏迨的七世孙苏爱，号可仁，于元朝中期搬迁到了东莞的角蛇乡，也就是现在的角社，在这里开村建社，繁衍生息。族谱上记载，“立村创始是可仁，奉步搭寮牧鸭群。选址角社开族史，子孙世代永繁荣”。虽然，他们默默生活在偏远的角落，却始终铭记着家族的传承和荣光。在正堂瓦下悬挂着“爱著堂”的牌匾，就是为了纪念立村创始人苏爱。两边有一对大灯笼，分别写着“蘇”和“朝议大夫”，朝议大夫就是苏迨最初的官职。在族人办喜事的时候，就用这对灯笼作迎亲之用。据族谱记载，解放前，该村男性村民头戴的竹油帽上都写着“眉山”二字。

    其实，历史甚至不需要去过多的证明，它就深深烙印在我们的生活和习俗中。尼采在《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中说“看看那些吃着草走过的牧群，它们并不知道昨天或今天的意义。它们没有记忆，只是非历史地活着”。而我们人类之所以这样卓越，因为我们活在历史之中，有着长远的悲欢离合的历史。为什么中国人如此崇敬祖先，看重宗族，看重家声，其实这就是一种自觉的历史和文化的传承。现在每逢清明和重阳，角社村民都会自发组织起来，集体到南边坊拜祭祖先。这些内生于心的文化自觉，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传闻可以养成，而是长久涌动在血液里的精神和传统。

    我们的历史和文化曾经也饱受摧残，在“五四”民主自由的口号中被鄙弃如帚，在文革“封建糟粕”的嘶喊中被撕烂丢弃。于是，中国人开始了一场没有历史和文化约束的盛宴，我们看到，现代社会里，一次次的信仰坍塌危机，一个个的道德缺失典型，我们才深深体会到，一个民族的文化，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这个民族的精神支撑。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没有形而上的民族就像一座没有祭坛的神庙”。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绝决定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而我们对于自己民族文化的态度，对于自己祖先的态度，对于历史的眼光，决定了我们的未来，是狭隘和短视，还是和谐与健康。

    而我在这样的一个小乡村，看到了文化传承的力量。无论沧海是否已变桑田，我们仍然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承担怎样的责任。站在寒溪河旁，眺望东坑镇中心，新兴的高楼岿然耸立，蓬勃朝气中彰显着现代文明的气息。我想，东坑，从千年厚重的文化浸润中走来，那些让我们自豪的文化传统――天下一统的国家观，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和而不同的交往观，克勤克俭的生活观，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观。带着民族文化的精粹，东坑必将以老骥伏枥的厚重，在天涯芳草的活泼中新意迭出，并在大江东去的奔腾中华丽转身。

    不知何时，耳边传来了哼唱的声音，村头的小庙门口，一位老妇人正在“喊童年”。一碗白米，一把红剪，几个铜钱，手里摇晃着黄纸和衣裳，虔诚地磕头细语，为孩子定惊祈福。这个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哼唱的喃语，仍然在这片土地上温馨地飘荡。

    东方有米粮，南方有米粮，西方有米粮，北方有米粮，米粮落地人神劝起，米粮落地人神归，杨仔咯童年归咯，有金有银，有金银元宝白纸银钱，去请到左手门官左手土地，观音契母，北帝契爷，天后娘追魂童子，带魄童郎，九天玄女，王母六娘，又请到茅山师傅，七圣仙娘，钟馗老爷，日头老爷，白公白婆，远是近是，高是低是，水上岸上，携带杨仔三魂七魄童年一齐归咯…… 

    【作者：皮佳佳，祖籍湖南，文学硕士、东莞青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