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是一个地方活着的历史，祠堂，则是一个地方建筑的代表。当我们在历史的余晖中眺望大地的时候，只有祠堂，才能唤回时光的沧桑，才能用坚硬的砖石，证明人类生命的来路和血液的流向。

    东坑，就是一个用古老建筑和家族文化证明自己的悠久历史和纯正身份的地方，作为我所居住的城市东莞辖下的一个小镇，我曾经多次以一个路人的姿态进入它的内部，并用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打量它的身形，只有这一次，我才真正窥视到了它的真实面目——一个小镇用历史和文化强健起来的丰满肌肉和健壮骨骼。

    在一幅由文物普查机构绘制的东坑地图上，古老的祠堂建筑像夏夜的繁星一样，布满了23.8平方公里的土地。展开之后，地图上的文字和图形就在我的眼前长成一幢幢形态各异的祠堂。东坑，这个不到3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可能是地球上宗祠最密集最复杂最曲折的地方，它让一个在赣西北祠堂里长大的人迷失了方向。

    祠堂不是一种简单的建筑，它是人类麋集居住的一个中心点，是人类完成漫长迁徙之后的一个句号，是家族文化的一个标志性符码。祠堂的功能中最早是排除了居住栖身这个低层次设计的，它的一切构思，紧紧围绕着家族历史、祖先功绩以及凝聚精神和家族集会、议事等内容进行。一个家族的智慧和荣耀，最后以一种庄严、神圣、辉煌、华丽的形式展现。它是广袤大地上盛开的文化之花。

    东坑众多的祠堂都是元、明、清三朝从遥远的北方转辗迁徙而来的中原人在异乡土地上树立的身份标志，那些纷杂的姓氏和姓氏生命源流中的祖先和代表性人物，他们模糊的表情和神态，都以一种坚硬的形式记载在砖瓦中，每一幢祠堂，它们外形上的相似无法掩盖互相之间的差异。建筑材料，分别来自不同的地方，屋瓦上翘起的飞檐的形状乃至颜色，都精细生动地描画出一个家族漫长的来路，记载着一个姓氏在中华大地上的源流。东坑的祠堂群中，彭、丁、谢、李、苏、卢、黄等汉字从百家姓中争相脱颖出来，用鲜明的笔划在南粤的大地上亮相。明清时期可能是中华民族自由迁徙史上的最好季节，那是一个万物生长，泥土拔节的春天，除了公开彰显一个家族繁衍过程和生命路线的祠堂之外，还有一批古塔、文阁、庵堂、庙宇、社坛、水井等建筑设施用隐晦的形式宣示着中原人的到来，他们的姓氏，没有雕刻在物质上，却留存在时光中。在脆黄的线装古籍中，我清晰地眺望到了他们百年前的身影，隐约听到了他们陌生的中原口音。

    我是一个从祠堂里走出来的人。时光倒退回去四十年的时候，我跟随父母栖身在赣西北一个县城的祠堂中，我对祠堂的认识和了解源于一个少年的好奇和命运安排。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县城中，遍地生长着祠堂，不仅居住，政府办公、学校、医院和一些机关，都寄居在那些不知历史的古老屋宇中。春笋一般林立的古老祠堂，破败、陈旧是它们统一的面孔，唯一不同的只是它们大门门楣上那块标明着不同姓氏的牌匾。我在一所破败的祠堂里读完了小学。几十年过去，老师的面目早已模糊了，只有那些透风漏雨的屋瓦，毫无规则的教室，狭小的木格窗户和昏暗的光线，依然顽强地残留在我的脑海里。可惜的是，我已经忘记了那幢祠堂的命名，我已经无法从百家姓中找到那个伴随着我整个少年的汉字姓氏了。

    经东坑祠堂唤醒的少年记忆缺少阳光和雨露，它无法在我心中开出灿烂的花朵。在一个生产力落后国民生活极度贫困的特殊时代，才会有十几户家庭拥挤在一幢祠堂里的窘迫。祠堂里早已没有了先人的立身之地，那些牌位，祭祀的香炉以及任何一点记录这个祠堂文化来历的痕迹，都被文化大革命焚烧殆尽，只有山墙上残留的壁画和廊柱中斑驳的雕刻，依稀透露着上一个时代的影子。祠堂里的男女老少，只是以居民这个共同的身份在这片屋瓦之下栖身，他们与这幢祠堂的姓氏，毫无血缘关联，他们原本就不属于这幢有着遥远而又模糊的历史的苍老建筑。

    对于世界来说，23.8平方公里的东坑只是大地的一枚邮票，我也只是一个上世纪末迁徙而来的异族，我不知道四十年前的东坑祠堂是否遭受过与我的故乡祠堂相同的命运，文化大革命的噩梦，是否笼罩过这些具有文化和历史意义的古老建筑。我感到欣慰的是，当我故乡遍布的祠堂在城市化的野蛮浪潮中遍体鳞伤甚至片瓦无存的时候，而东坑的祠堂依然张扬着纯正的中国民间传统，它们用相同的口音和方言，诉说着遥远家族的不同故事。时光消蚀了祖先的肉体和骨殖，但是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业绩，却清晰地记载在一个个沧桑的灵牌上。

    彭氏大宗祠，可能是东坑祠堂群中的一个代表。一个姓氏，一幢祠堂。有多少个姓氏，就有多少幢祠堂。祠堂，就是一个家族的脸面，祠堂的气势和规模，象征着家族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在漫长的农耕时代，祠堂强制一个家族的信仰以一种准宗教的形式在后人的心里扎根，先人的功绩和威严，以灵牌的形式安放在祠堂最重要的位置，它沉默不语，却让活着的人在每一个固定的日子里焚香叩拜，虔诚祭奠，当后人在弥漫的香火中眺望到祖先僵化的表情时，家族的戒律和先人的遗训又一次在心中撞击，久久回响。

    彭氏大宗祠奠基于明朝嘉靖年间。那个庄重的日子已经无从在文字中看到，但我们依然可以想象，那个吉日一定阳光明媚。主持这仪式的彭世潮神情庄严，他的喜悦和信心像春天的阳光一样热烈和饱满。在不绝的鞭炮声中，这个德高望重的东坑彭氏十一世祖，激动地眺望着远方，那是彭氏先人从南雄珠矶巷长途跋涉而来的方向，他在蒙眬中看到了彭氏始祖应春公的身影。  

    从1547年动土，到1563年竣工，彭氏大宗祠历经了十六个年头的漫长时光，它最后以一种宏伟的气势和壮观的景象独占鳌头，为东坑这片生长着庄稼的土地平添了官宦的威严。

    彭世潮以一幅彩色画像的鲜明形象迎接一个异姓者的到来。他以明朝嘉靖年间进士并陕西御史的身份亮相在公元二十一世纪的阳光中。四百多年的时光，并没有消磨彭世潮为官的威严与正直。四百年前的画师曾子美以他的生花妙笔，让一个官员的政声威名留传到了现在。龙凤柱，是支撑彭氏大宗祠和后人精神的木质圆柱，它坚硬无比，光润亮泽，被考古专家赞为除皇宫外世间罕见的宝物。门枕石形如守卫在祠堂大门口的卫士，威严，肃穆，不知何处开采的石头和哪个名师雕成，石上图案栩栩如生，石头冰凉彻骨。在没有电扇空调的年代里，多少彭氏子孙，争相倚它乘凉，相伴度过南粤那一个个漫长而又燠热的夏夜。

    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光中，彭氏大宗祠通过中央电视台和广东电视台的镜头，亮相在中国人眼里，传到了遥远的海外。

    石头，是人世间最坚硬的物质。在东坑，只要一抬头，就可以与一千多年前的时光相遇，那些用石头雕刻的历史，遇到一个有心人的眼光，立即就可以复活。那些古老的建筑，用一种有个性的地域文化，凝聚了后人的目光。
东坑，是祠堂的天堂，所有带有历史体温的建筑，都被安妥在合适的地方。然而，中华民族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血缘群体，一个小镇，无法安放从五千年前走来的百家姓氏。我相信，每一个姓氏，都会有代表自己家族历史血缘流向的祠堂，它们不一定落户在一个地方，但是在九千六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总可以在某一个地方，找到自己生命的源头，听到自己血液流动的声响。

    2011年，我曾回到自己四十年前居住过的祠堂，在那鲁姓人家建修的古老建筑中，我感受到了一抹沉静的时光，我的心顿时就慢了下来。乡下祠堂里的时光，与城市高楼大厦中的时光，有着太多的差异。高楼大厦中的时光，有如高速列车一样飞奔，而祠堂里的时光，却如一个人的散步，他的人生节奏中，有满眼的绿意和幽幽的花香。

    家族议事和祭祀先人的庄严场所，是祠堂的本质和主要功能。故乡的祠堂显然已经改变了方向，只有作为文物得到了保护的东坑祠堂，依然保留了古老建筑的原始形态和人文风貌。当我走进东坑镇任何一个姓氏的祠堂，便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时光也突然沉静起来。如果东坑人允许，我愿意沐浴更衣，静静地住到那些用油灯照明的祠堂里，坐在八仙桌旁，用失传了的蘸水笔，给四十年前的美丽女子，写一封含蓄温婉的情书，然后静下心，等时光缓慢地在邮递员的自行车轮下滚过，那种等待爱情与幸福的心动，比如今手指一点就飞越了千山万水的手机短讯，不知让人激动千倍万倍！

    童年的时候，我跟随在农村工作的父亲住在乡间一幢大祠堂里。祠堂里有一个戏台，是盛放乡间农民欢乐的地方。那时我还未启蒙，每当有大戏上演时，总是坐在父亲的腿上看台上那些化了浓妆的男女咿咿呀呀，手舞足蹈。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只有几盏咝咝作响的汽灯，用惨白的冷光，照亮着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梦想，古人的悲欢离合，不知牵动了台下多少观众的欢乐和辛酸。它在一个懵懂无知的儿童心上，种下了戏剧的种子，以至五十年后，满头华发的我，在遥远的异乡，仍不时在梦中听到那一声声熟悉的唱腔。在一个没有电灯照明的农耕时代，萤火虫的微光却照亮了人的内心，让人们在黑暗中明辨出方向。

    在一个物质丰裕，金钱被世人追逐崇拜的今天，祠堂，仍然是一个家族甚至一个地方民众精神上的慰藉，是一代又一代人生生不绝的记忆和文化想象。只要祠堂里仍有香火，后人就能面对先人的灵位，在遥远的时光中触摸血缘，感到人生丰满和生命的厚重。一幢祠堂的倒塌，就是一个家族的重创，一种文化图腾的消失和解构，是迅速增长的GDP永远无法弥补的。

    东坑所有祠堂的外墙上，都有文物保护之类的金属铭牌，这些体现了政府承诺和法律庄严的文字，我不认为就是这些古老建筑的护身符。就在我写这些文字的前几天，已经被确认为重要文物的北京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荒谬的“维修性拆除”的理由中消失。在金钱的利诱下，资本以黑社会的暴力方式，迅速而不留情面地毁灭了我们感到自豪的历史和文化。贴着城市化漂亮外衣的推土机驶过，一个晚上便铲平了我们心中根植了一生的文化记忆和历史归属感，我们在祠堂和村庄中通过一个招呼一个微笑都可以自然和轻易获得的亲切感和尊严，就这样消解在城市的物质中，从而让我们感到骨髓里的疼痛。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拆除，是一个让中国人伤心的事件。在舆论的压力下，有关部门决定在原址上重建。但是，复原的故居除了形状的雷同之外，它们在本质上已不是了文物。假古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耻辱。

    城市化是全球化的一个缩影和合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被毁只是文化在城市化过程中毁灭的一个并非孤立的例证。在城市化喧嚣的浪潮中，许多城市在鸦片的麻醉中丧失了理智，在无所不在的城市改造中彻底泯灭了自己的文化风格，个性模糊，千人一面。

    文化学者和散文家祝勇说：“全球化正在抹平空间的差异，仿佛一切都可以通用和置换，包括人和物，只有大地的面貌除外。后者拒绝参加这一拙劣的游戏，始终如一地坚守着原有的角色。当我们无法根据口音、人种、商品、建筑甚至风俗来分辨自己所处的空间位置时，我们便需要向大地询问，并通常能够得到准确的答复。”东坑是一个超越了行政区划中镇的意义的行政建制，城市化是它发展的必然方向。但是，它的城市化发展在文化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如果我们询问大地，便可以看到大地指示的方向，文化正以自己独特的神韵，向我们展示东坑的人类文明史和美好的未来前景。     （作者：詹谷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