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曾海津诗集《空巢》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当后乡土中国已经沦为“空巢”，当诗人无乡可返之时，诗是真正让我们安居的大地。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曾海津的诗集《空巢》为我们敞开了一条通向家园的返乡之路，召唤读者进入他的安居。曾海津属于诗人家族中的传统类型，在诗歌写作者中，大多数人走的是从朦胧诗到第三代诗再到90年代诗歌及至21世纪诗歌这样的路径，而曾海津的诗歌却显示了强大的审美殊异性。他的诗歌几乎难分辨出哪一种诗歌流派，最可贵的是，他凭借自己的感悟和努力，继承了中国善用意象的诗歌传统。他的诗歌既有对古典诗歌、特别是古典想象力的深刻领悟，也体现了诗歌写作的当代性。他的诗歌贴近生活，贴近民众，诗集《空巢》就是他回归传统乡土行吟的集中反映，体现了对现实的深刻反映，字里行间充满诗意，其间随处可见诗人的性格气质、生活阅历以及艺术修养。60余首诗歌，天马行空，想象奇诡，赋予日常事物以奇妙的魔力，让大地成为大地。
从曾海津的人生经历来看，他做过教师、大众传媒等职业，由于体制外的原因，长年奔波在外，在某种意义而言也可划入打工诗人范畴。特定的底层的写作背景与情绪积淀使得他在诗歌创作主体的投入的情感浓度、深度和强度都带上明显的时代特色，在创作的意趣指向和感情基调上略显异样品质。曾海津是一位带有深厚传统文化沉淀的诗人，他的故乡在赣东临川大岗镇，有着源远流长的书香传承，这使他的诗文带上了浓重的传统文化投影。在这块土地上有着悲欢离合的亘古悠远的变迁，有着朴实善良、勤劳勇敢的族人和民情风俗，这一切都成了诗人创作的源泉，也成为诗人诗歌创作的脐带。在寄托思乡情怀的《立冬》一诗中，他写道：“感觉和视觉问题/一切问题中最关注的/全是冷暖和沧桑的体验/都是关于冬天来临时/围炉把盏的问题//今夜朔风呼啸  我与谁共醉/北望故园  据称/西风紧大雁正南飞/抚河缭绕  暮色苍茫/漫漶何处  我都喜欢//在河的对岸  是鹅冠博带的背影/学子们苦读  不仅仅想梦得到这些/尽管千年之内  光照临川之笔/和世俗市井之风  倒一直/对立共生和谐并存/维持着生态平衡”，临川是我国著名的文献之邦，在古代曾哺育过王安石、汤显祖、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等重量级的文化大师，曾海津也深受这丰厚的地域文化资源的濡养，“今夕何夕  江山换颜/寒气  焉萎了/青春的温度   如今/又要轮回我的泪滴/抬头   漫天星斗/低头  篝火熊熊//思伤脾 悲伤肺/看着远处树木和淡白的月光/河岸上不时走来两个人/那是我和我的倒影。”在曾海津的笔尖，透出一种故乡、民族生存以及在时间流逝中产生出一种美丽和忧伤，这一片乡土不但是指他的地域意义的故乡，更重要的是指他文化意义上的故乡，作为一种心理需要，乡土被赋予了精神的内涵和质地，因此物质乡土上升成精神的原乡，充满了象征性和张力。

    曾海津出生于广东阳春，因此他便有了“两个故乡”，正如他在后记中说：“我时常想念我的故乡，在我的心中埋藏着两个故乡，一个是我灵魂皈依地的故乡，赣东临川古郡抚河之滨的一个江南小镇……我心中另一个故乡是我的生长地，那是粤西的一个贫困的县级市阳春，家乡山水之美享誉南粤，被称为‘小桂林’，可谓名不虚传。也许我在这里土生土长二十年的缘故，我更惦念这个故乡，在我记忆中，常常有天籁之声打开它的内部，露出原始的脉搏和风霜。可惜，没什么东西可以永恒，大至星辰、山水，小至人事的更迭，乃至一粒微尘。随着时代的变迁，故乡已经百孔千疮。”打工潮是后乡土中国的一个典型特征，伴随着几亿乡村青年离开故土，乡土中国陷入生命凋零的季节，它失去了它最活跃的精灵，失去了它的热血和创造力。那些远离故土的赤子，在鬓毛已改的年月回到故土，猛然间发现乡村也已经百孔千疮，“贪婪的血盆大口吞下/一片片庞大的山岩/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无法痊愈/在岁月的风沙中黯然饮泣”（《岩殇》），“我的家乡矿山/那祖宗珍藏的遗产/被贪婪掘开欲望的大嘴/虎视眈眈//虎视眈眈的目光/不是来自虎的眼睛/虎，早已经没有藏身之处/它们遭遇的人/一个个比武松高明/把它们的家园，那大片大片的森林/在一个大跃进的疯狂年代/挥舞锋利的斧头/横扫一空//比虎凶恶的人类/从此取代虎的王位，占山为王/在席卷大地上的财富后/便把搜寻的目光剌向地下/地下那金属的光芒让他们兴奋中晕眩”（《故乡废墟》），诗人以敏锐的视角单刀直入地描写了故乡的改变：“混和着重金属分子组合成/毒素，渗浸到河流/山上那些被挖得千疮百孔的窟窿啊/将成人类的坟洞/最后，无数鲜灵的鱼翻腾成惨白的肚子/织成尸布般的白幡/像是在为谁招魂”，曾海津饱醮深厚的感情，描绘传统乡土的破碎，哀悼故乡的伤逝，这是后工业中国乡村的普遍景况，极具典型意义。

    曾海津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无限悲悯地关注着在这片破碎的后乡土世界中生活着的大批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留下来  与孤独作伴/与残缺的月亮厮守/在单调的鸡鸣声中/掀起破旧的窗帘/一抹晨光蜷缩进/打开的课本”（《留守》），曾海津密切关注到这一社会现实，并时刻地审视着他们的生存现实，以及因此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空巢》、《山村暮色》、《车票的重量》、《一个留守儿童的成长轨迹》、《倾斜的锐角》、《小艾的生日》、《走在屋后的山道上》、《暑期工》和《进城》等对“后乡土中国”进行了深入的描述，写出了扎挣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其中，组诗《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揭示的城乡冲突问题尤为突出，真实地再现了农民工子女进城的艰辛历程，如在《初进城市》中，他写道：“山村孩子走进城里/被工厂的流水线拴死/从此，自由的童年不再放飞/村庄也渐渐成模糊的记忆/故乡的风景在脑海中晕头转向/成长的印记是指头扎伤的血迹/庞大的机器，比骠悍的水牛更难驯服/城里的一切都是难解的秘密/乡下那些水中自由的鸭/在餐馆食欲的火焰上冒着热气/鸡、鱼、猪、牛/在家乡原本都是活灵活现的词汇/在城市，却成了色彩缤纷的尸体”，诗人笔下的城乡冲突到达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农村孩子洗去从故乡带来的汗水和泥土，进入工业时代的喧嚣，如《童工》中所述：“一座城市缩小成一座机器/你的生命缩进机器里/一座机器用茧花和血汗/涂改了你的年纪/你开始变得老练成熟的憨笑/被插上了现代文明的标记//巨大的轰鸣声/吞没你微弱的心跳声/你与机器粘在一起/机器是城市的心脏/你渐渐成了这心脏中/一滴最微小得可以忽略的血液”，童工指未满16岁的从事个体劳动的少年、儿童，儿童在工资极低、劳动条件恶劣的情况下从事沉重、有害健康的劳动，不仅丧失了受教育的权利，智力衰退，而且导致身心发育畸形，甚至断送了幼小的生命。进城的农村孩子中，不乏女孩子，由于自身文化低和上当受骗等原因导致失足，无奈地以这种方式在城里谋生，如《失足》所言：“一朵滴露的花蕾/被比黑夜更黑的手掐得粉碎/碎成一群黑色的蝴蝶/覆盖成一片黑色的乌云/在命运冷落的一角/洒下花季的泪水/在城市坚硬的地上/播下丑恶的种子”，辛酸、孤独、恐惧、危险一直陪伴着她们，“一叠花绿绿的钞票/订成一本生活的书/在春天绽开成花/那一缕以泪酿成的蜜/引来的不是蜂而是蝇/在稚嫩的心上扎下耻辱的根须/长成一颗艰难的黑痣”，罪恶蚕食着她们的青春，扭曲着她们的心灵。在《思念》一诗中诗人写道：“飘在城市的小小少年/远方的风景看不见/远方是家乡的屋顶/风景是抒情的炊烟/丢失的童心缀在阳光上/阳光依然系着老家的屋檐/系着出村的道路/系着爸爸温暖的双手/系着妈妈的泪眼/妈妈炽热的目光注视/远方的城市”，孤独、恐惧、苦闷像一个恶魔一般纠缠着这些进城的孩子和他们父母的心，这组诗很好地描绘了工业文明背景下的农民工少年的晕眩、孤独、失落、迷茫及无助。在“中国现代性”转向的背景中，中国乡村在国内的结构性位置，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曾海津以诗的语言对当代中国的后乡土世界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立体性的呈现，读来令人伤心落泪，并催人反思。

    曾海津纯洁而又丰饶的生命体验来自他对乡土的深厚感情，呈现出充满乡土气息的心灵化写作特征。在《乡村的记忆》里，他深情地回忆：“鞭炮的声音/穿透我孩提的记忆/腊月的村庄弥漫着迷幻/村子并不大/在儿时的印象里，总感觉/它离春天很近//我常与鸟一起生活/笑得很开心/还有蝴蝶、蜻蜓、蚱蜢/枯藤老树昏鸦/和那橙黄色的小灯笼//屋檐下的孩子/像一群惊奇的小麻雀/天真无邪地叫着跳着/不时有村姑走过/脸上绽放着迷人的花朵”，曾海津的笔下是我们熟悉的乡村，黄昏、小鸟、季节、蝴蝶、蜻蜓、蚱蜢，简洁而朴素的语言没有半点脂粉味，清新自然，“乡间的田野很冷/桑间陌上的路/也像冬天的河流/梦着也在唱着/延续着千年尘缘”，乡土是令人迷醉的，河流、石头、夕阳，恬静而空旷，诗中丰富的意象组合充满浓厚的乡土气息，就如幅乡土水墨画，这是诗人腊月的某个傍晚对故乡的遐想，乡村是美好的，可是对于远行的游子来说却是心中永恒的疼痛，“如今，故乡已经遥远/村庄的记忆/成了一幅抽象画/挂在我梦的边缘/光阴遥远，忧伤/仿佛进入永恒”。这首诗表面上看是对故乡的思念，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传统文化语境中对现代文明的冷峻审视。在《过年》一诗中，曾海津写道：“在乡村/过年，从肉里骨里灵魂里/透出过把瘾的疯狂/农民把一年里的愿/藏到内心，准时在春节这天/子夜时分破苞而出//灯火通明/鞭炮声此起彼伏/七彩的光芒/照亮我们灵魂的暗夜/南国小镇的神韵/目光流盼”，诗人通过对故乡的回忆，寄寓了他的乡土情结，“鞭炮用喜悦包裹成/每个人都把希望装满/然后以祝福点燃，引爆/数也数不清的轰隆声/烟雾缭绕火光冲天//唢呐声声/舞狮子舞麒麟的队伍/敲锣打鼓/一遍遍嘶吼一遍遍游荡/无论老人还是小孩/都乐得心花怒放”，乡土的记忆令人神往，“当天空降临到/葡萄架的高度/触手可及，春天/便从我的眼眸里溢出/又一点点流回/回到我儿时的村庄”，乡土情结是人间一种至情，是古今中外的文人骚客永恒的话题，诗人追忆孩提时代的乡村，春节期间的民俗和那令人心醉的悠闲自在，他对故乡流泪的思念有着更广泛的意义，这种情感已经超出了普通意义的思念和热爱，而是上升为了对传统乡土文明的一种有意识的呼唤。面对都市的纸醉金迷，曾海津恪守良知，保持诗人最宝贵的品性，强烈的寻根意识震撼人心。如《空谷足音》一诗中，他写道：“月光从宽阔幽远的天空流出/寂静充满这片山谷就像茶水充满杯子/石头与野果说着伤逝的童话/乌云下世界是一个人/天空抱着一个人的影子 /像写诗一样磨亮我的大海//足音沉入我心底叩击我的灵魂/隐约中我瞥见幽兰摇曳/山谷横卧着馨香的灵魂/天空的画盖住天空和教堂/在静谧中我呼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经在云层之外/雾的故事忧伤地弥漫开去”，在品味这些句子时，惆怅和心酸的背后明显感受到宗教精神的力量，而这不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折射与象征? “黑夜里我的灵魂在空谷中漂流/悠冷的水涧瀑布激越/我的心境唯有啼鸟知晓/幽竹山窗下布满粉颊似的小红花/那里潜伏我的足印我的太阳”，诗歌的独特价值正是在它能攫取日常生活中的一片落叶、一朵浪花、一颗流星、一抹烟霞，于细微处见真情，诗情画意情融自然，犹如春雨润物细无声，带给我们审美享受和智慧的启迪。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每个人都对自己的根有着天然的不需要理由的近乎愚顽和痴迷的依恋情结和感受情怀。在同整个人类文明进程状态的参照中，曾海津发现自己和自己的民族被远远的抛弃在外, 这种焦虑使得他在面对现代社会时，常感到孤独、渺小、恐惧不安。对民族进行深刻的体察、反思，既是对故乡生存现状的关切，也是对民族命运和出路的忧思。《谒袁崇焕墓》一诗，寄寓了他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冤屈孤寂地长眠于地下/投笔从戎忠诚了半个世纪/一生功名总成空/面对凭吊者的膜拜/袁崇焕实在感慨实在迷离//凋敝的明王朝洒满了眼泪/低矮的云空徘徊着袁崇焕的叹息/一个偏爱阉党的昏君/究竟能维持多久/作为昏君的崇祯/上吊是他最好的忏悔方式”，袁崇焕是东莞籍的古代民族英雄，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中国式的悲剧，“古今兴亡多少事/纵然一万次冲突杀戮/也要一万次被百废待兴替代/难道造物主就这样残酷地确立这宿命/一代又一代人/只会用血洗大地来填平欲壑//能不能在黑雨里/思索一下晴好的美梦/能不能在多难的脊梁上/披上一件避雨的青衫/可是有谁能抵挡那三千五百四十三刀/也许兴亡均是无奈的轮回”，袁崇焕悲剧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悲剧，“驮着五千年文明奔跑在/凄迷的地平线上/我疲惫的民族啊/烽火和死亡昭示某种的意义”，与其说是诗人是写袁崇焕，不如说是诗人在表达某种隐忧。历史的书写，制造出一种感伤迷离的境界，读来使人也身临其境，能切身感到刻骨铭心的悲剧意识。《谒袁崇焕墓》体现了诗人对民族命运的思考，在强大的话语霸权的侵蚀下，寄托了对无历史的轮回和民族命运的哀伤与忧思之感。

    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它既包含静坐调息的身体养生方法，也具有净心澄虑、解脱压力的养心原则，更是一种超脱豁达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曾海津的诗歌中不乏禅诗，如《黄昏思绪》、《向虚无隐没》、《大自然的琴声》、《参访大召寺药师佛殿》和《月光曲》等都表达了他超脱的人生态度。《色登寺大幻化网坛城》一诗，他以空灵的笔调写道：“宫殿中供满了寂怒百尊和玛哈嘎拉/银碗里盛满青稞、酥油、珍珠和玛瑙/一座小小的坛城/琉璃净土世界的梦飘扬在经幡之上//清晨，旭日东升普照四方/风吹散所有尘俗事/睁开明亮的眼睛色登寺飘荡着/悠扬的诵经声/身披红衣的觉士和觉姆/不断转经和绕坛城的人群/像朝晖一样掠过眼前”，西藏是我国纯洁的佛教圣地，被誉作地球神秘的“第三极”，寺院活动中虔诚的宗教仪式，常给人带来的强烈的心灵震撼，这便是藏传佛教独特的魅力。“在这里，时光是散步的白云/净土的零距离，永远是/大幻化网坛城灵魂所在/而信仰是一盏不灭的明灯/拔脱沉沦地狱之苦//大幻化网坛城/两扇朱红的门洞开/黑暗逐渐向远方隐没/扶梯而上，三身刹土的光明境显前/我看到了古老的死和永恒的生命之光/一盏酥油灯照亮天堂。”曾海津通过诗歌升华了对生与死的认识，在生死的轮回中解读生命，在静观生命流程中看透生死。诗人把宗教感悟与哲学冥想引入诗中，将死亡与现世、前生、和来世神秘的结合，这正是他的禅诗闪耀着思想光芒的根本原因，耐人寻味。

    综观《空巢》一书，实质上就是对传统文化的观照，亦即传统乡土的挽歌，曾海津成为“空巢”的观察和守望者，对孤独的个体来说，还有比这更惊心的焦虑吗?诗人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以广阔的文化视野描绘城乡冲突，书写对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在现代性的焦虑中表达出强烈了民族忧患意识。事实上，作家和诗人，只有关注人类的命运，才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人类意识的作品，这是作家的责任之心和使命感。曾海津在长久的诗歌创作实践中，有其独特的内心体验和思想感受。面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解构，他坚持回归乡土，回归自然，贴近民众，坚持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精神形态的创作。面对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缓慢发展却又脆弱易碎的故乡，他站在历史的高度鸟瞰，坚守古老的乡土文明，对民族的命运进行深刻的审视和反思，创作中融入了诗人迫切的焦灼感和使命感。

    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是一种社会现象，民族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在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中，越具有民族性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帕斯也说过：“诗是对生活的纠正。”没有诗，我们也能活着，但是因为靠近了诗，有了诗性的生活，便远离了生命中的种种沉沦和病苦，带着诗性在都市里游走，使曾海津的诗更贴近生命和大地。 
 （作者：柳冬妩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东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