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新趋势与新特点 |
|
|
近日，中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联合主办的中国社会学会2023年会“中国婚姻家庭变迁的新趋势与新特点”分论坛在南开大学召开。论坛聚焦中国社会新时期婚姻家庭变迁出现的新现象、新趋势与新特点，与会学者以主题发言、论文交流、与谈和评议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新发展阶段的婚姻与家庭关系”“家庭代际结构与代际关系变化”“低生育率与家庭友好政策”“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婚姻家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研讨。
新发展阶段的婚姻与家庭关系
新发展阶段下，新媒体平台与婚姻状态相互交织。厦门大学副教授刘子曦通过对公益相亲平台的田野调查，指出用户的“社会身份定位”与“婚恋匹配观念”是影响其隐私边界的重要因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生马凯榕基于对276座城市的调查，发现新媒体使用加剧了年轻一代的婚恋焦虑。
婚恋观念在性别和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异质性。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沈洋运用扎根理论，发现相较于男性，女性的婚恋观更体现去体制化趋势，男女在婚恋观念和风险感知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导致婚配不兼容。成都文理学院辅导员刘俊飞对成都和太原高学历青年的择偶观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两座城市青年择偶倾向不存在明显差异。
婚姻形态和家庭行为呈现多元化态势。南京大学副教授许琪发现，从实质上看，家庭行为背后的逻辑或动机与过去有很大不同。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黄明雪关注到浙江唐村两头婚现象，指出“两头婚”塑造更加平等的夫妻格局的同时，在隔代抚育与财产继承上可能使祖孙关系出现危机。
大学生婚姻意愿和两性初婚年龄有所下降，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北京大学博士生沈小杰根据“中国大学生婚恋观调查”数据，发现中国二代大学生比一代大学生有更低的婚姻意愿，我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横向分化对于大学生婚姻态度带来异质性影响。
不同的育儿模式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基于祖辈权威资源视角，上海大学副教授陈佳发现代际共育中祖辈对父辈的心理控制对代际共育关系中的积极和消极维度均产生显著影响。安徽建筑大学硕士生马婕菲运用生存分析法探究劳动参与对个体婚育轨迹的影响，发现劳动参与对初婚和初育有显著推迟效应，且对女性的影响更大。
家庭代际结构与代际关系变化
人际交往观念在不同代际之间有所不同。宁夏大学副教授曹格的研究显示20世纪60年代生人表现出更多传统中国文化价值特点，而20世纪80年代生人则表现出更多的西方个人主义特点。中山大学硕士生万梁幸子基于对12位月子会所中年轻产妇的访谈，探究个体化进程中两代女性何以借助月子会所提供的服务与空间实现主体性实践。
亲属网络与人际网络息息相关。南京大学教授沈毅通过案例对比，厘清了亲属网络人情交往中“自利疏离”与“过度嵌入”两种亲属网络类型，指出网络形成的义利紧张性使得现实中难以达成人际网络中的平衡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项江南实地调研分析了双方父辈家庭为达到家族权力均衡作出的协商，并进一步分析了“两头婚”中夫妻双方各自的父代家庭追求公平对婚姻关系和个人自主性的影响。
就子代对父辈的影响而言，河南师范大学讲师翁堂梅基于代际共生视角，发现随子代进城的老年女性面临新环境的适应性问题，独自留守在农村的老年男性也出现情感上的孤独。清华大学博士生卓唯佳的研究发现，在照护支持中，子女的“家长权力”被机构的正式管理规范所加强并制度化；在社会支持中，子女帮助父母管理社会关系和实现再社会化，使其“家长权力”渗入老人机构生活的各个方面。
就父辈对子代的影响而言，北京科技大学讲师郭戈的研究发现，部分教养者会采取社交回避、教养表演、双面育儿等多种办法洗脱污名，以呈现“好家长”的自我形象。复旦大学硕士生吴晓璐的研究发现，在对父职的重构下，军人群体倾向于在军职与父职的张力中寻找家庭与工作的平衡，候鸟式育儿、电话、“不在场”的陪伴等成为代偿方式。
低生育率与家庭友好政策
生育意愿和生育偏好受到代际关系、婚育顺序和家庭因素的影响。南开大学博士生田文泽基于CFPS2018数据，发现“啃老”显著抑制了个体的生育意愿，而“孝老”则产生了显著积极影响。广州大学副教授方英通过对21位潮汕地区受访者的访谈，发现生育性别偏好呈现多元趋势，个体的经济、文化、家庭和情感需求构成了生育性别偏好的影响因素。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卿石松基于CFPS数据发现，丈夫在观念和行为上一致地支持性别平等，能显著提高妻子的生育意愿。
生育观念受到现代化过程中现实因素的影响。中央财经大学硕士生吴雨倬与四川大学硕士生贺文伊基于CFPS2018数据，指出以传宗接代认可度为代表的生育观念的现代化改造，主要包括单位性质引导和个人地位引导两种机制。华中科技大学硕士生葛晨璐从共同体本位理论出发，指出个体最终的生育选择是其与共同体在独立与依赖的互动关系中达成的一种具有历史性和情境性的平衡。
生育支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会发挥一定作用。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张洋以27国总和生育率反弹过程为例，发现倾向于支持双职工模式的政策组合更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升。西南财经大学讲师卢冲利用两个调查实验，发现生育支持政策提升了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平衡型生育支持模式相比于传统型生育支持模式对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南京大学助理研究员于萌以目标多样化、手段多重化和利益主体多样化三个角度的政策悖论为分析框架，指出韩国的家庭支持政策存在悖论现象。
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婚姻家庭
个体和家庭受到家庭支持政策、法律体系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形塑和影响。上海大学副研究员吴真通过对法国家庭政策体系构建发展史的系统回顾，探讨了个体化社会得以持存的可能性。兰州理工大学教授原新利发现家庭教育促进法可以通过保障、引导、支持家庭教育的方式来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山东大学教授王向贤认为，父亲积极育儿，既是家庭均衡从工业化早期模式转向新型模式的需要，也是性别革命从女性走出家庭的上半场发展至男性走入家庭下半场的需要。
个体的选择也会反过来影响政策甚至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郭云蔚发现，以家庭为主要责任主体的德国开始增强家庭外保育服务的供给。上海大学教授计迎春聚焦上海市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发现家长的婚育观念和性观念呈现出传统和现代杂糅的状态，具有鲜明的性别模式和显著的性别界限。吉林大学博士生寇凯亮的研究发现，传统家庭主义强调核心家庭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与发展主义强调金钱财富积累的价值观的相互整合成了一种新家庭主义文化。
社会结构的变迁使得婚姻形态并不稳定，夫妻间开始出现新的居住模式。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周含对历次人口普查与民政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居民结婚人数不断减少、离婚与再婚人数呈上升趋势，初婚年龄不断提升、生育年龄不断延后。广西大学副教授吴凡的研究发现，异地分居夫妻双方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均较高，且家庭关系和经济状况是影响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
| 来源：性别研究视界 编辑：李晓琴 |
| 版权声明：凡注明来源为“东坑融媒体中心”、“阳光东坑网”、“东坑发布”、“东坑报”的所有文字、图片、音视频、美术设计和程序等作品，版权均属阳光东坑网或相关权利人专属所有或持有所有。如需转载或建立镜像的，须经本网授权或注明来源，否则以侵权论，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