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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异 唯知音耳—文学评论集《内部的风景》序(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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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史’，这又是作家陈忠实重构叙述的一个重要支点。在争斗中，心理诉求成为一个重要甚至根本因素后，最终归回到人性的深处便是顺势之举。也或许，革命本身就是人性原初的欲望。”他说：“正是这种个人争斗，让一切以革命名义攫取私人利益变得是如此的‘残酷’……这种“残酷”让人胆颤心寒。”他最后指出：“这些‘残忍’和‘荒谬’呈现出了血淋淋的个人争斗，策略性地消解了革命神圣的外衣，最终暴露出宗法制下的以小生产者为基本力量的革命的历史局限性。它既令人们思索历史的教训，又逼视人们正视自己的内心。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变迁与停滞背后的人性根源，看到人心底里那一丝丝最隐秘最根本的渴求，正是这些最细小最直白最难以言明的心态，造就了一个乡村乃至一个文明的命运。”笔者早年曾参加过革命烈士传记《柳直荀》（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写作，采访过一些当年在湖南农运和洪湖苏区与柳直荀烈士并肩战斗过的老同志，听他们讲述过许多当年苏区“肃反”的残酷故事。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那些悲惨的往事不能在传记中过多记述，只能深藏在个人记忆中。不久前，我因参与一项教育部科研项目，撰写了《冯骥才在俄罗斯》一文，发表在《中国艺术报》2012年8月10日第3版上。文章主要介绍的是俄罗斯学者对冯骥才“文革”题材作品的研究。冯骥才作品对“文革”悲剧的深刻揭露与反思，同样涉及到“革命”大旗下的人性问题。我们有多少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在“革命”的光辉旗号进行的，其实质不过是善与恶的人性角逐。时至今日，可以说没有一次彻底的人道主义洗礼，没有一次全民族深刻的道德反省与精神忏悔，这样的历史悲剧还会重演。前不久各地发生的以“抵制日货”为号召的“爱国”狂潮中同胞相残的暴行，不就已经明白昭示了这一点吗？所以我说，陈忠实《白鹿原》的意蕴是深刻的，蕴辉先生在评论中挖掘和指明的这一点也同样是深刻的，是极具警醒意义的。
蕴辉评论的第三个特点，是对来自生活底层的“乡土作家”或云“草根文人”的理解与支持。大约是自己的出身、经历以及年龄接近的缘故，他对乡土作家充满了尊重与热爱，在品评他们作品的时候，绝无颐指气使、居高临下的傲视，而更多表现出的是态度上的爱护、情感上的共鸣、心灵上的沟通，以及艺术上的知音与包容。
说实在话，我们这些年见到的“乡土题材”作品，其实并不算少。起码每年“春晚”必不可少的小品，总要有一两个农村题材的段子。但这些作品或是极力把农村生活诗意化、浪漫化，来寄托或抒发作者乌托邦式的所谓“乡情”；或是从悲天悯人的旁观者角度，对农民的艰辛与不幸发一点不疼不痒的感慨与同情；更有甚者，则是用愚蠢、丑陋、猥琐的农民形象，以及他们小人乍富的轻狂、附庸风雅的无知，来满足城里人的心理优越感，使其感到“突然荣耀”而造成喜剧效果。正如蕴辉在评论云南诗人雷平阳的《乡域中的苦难之歌》一文中所说：“相比之于雷平阳的乡村，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面，真实的村庄太少了，而视它们为乌托邦、世外桃源的文字又太多。现实的村庄常常被理想化或者说被遮蔽。”他指出，雷平阳诗歌的优点就在于他笔下的村庄“还原了乡土本身的面貌使我们找到了久违的乡土气息。雷平阳熟悉这些人的生活，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他笔下的村庄没有刻意的光环而拥有一份撼动人心的真实，因而就少了那些近年来一些散文和诗歌固有的牵强和作秀以及矫揉造作的悲悯和呐喊。”我认为，这一评价是符合雷平阳作品的实际，也体现了他文学评论敢说真话的特点的。
蕴辉指出，雷平阳创作之所以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就在于他的真诚，他反映生活的真实。他写道，雷平阳“诗歌的力量不来源于对现实的脱离而是根植于现实的核心。正是因为生活在这样一个群体中以及他本身的赤子和悯怀之心，使他的作品多了许多生活的实录。” 蕴辉引述了雷平阳在2007年4月7日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问时说的两段话：“从他们（农民工——笔者注）身上，我看见了劳动的卑贱和耻辱，而不是高贵与伟大。他们那发狠的劳作，几乎是在与自己的生命抬杠，可他们真的没体会到劳作所带来高贵与伟大。他们一再地向人民币敬礼、献媚，但人民币到了他们那儿，总接近零，有时比零还少……”“这不是刻意或带着某种使命的写作，它就是我的生活本身。像任何一个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的人一样，我也希望这种生活尽快结束，代之以阳光、幸福和美。显而易见，这是我的奢望。”读着雷平阳这些话，笔者心中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雷平阳是真诚的和大胆的，蕴辉引用他的话，同样也是真诚的和大胆的，他是雷平阳的知音！但批评家的任务绝不仅仅是摘引作者的言论，绝不止于像剧场看客那样的欢呼、叫好，而是必须进一步分析和指出造成这种创作冲动的现实原因，指出作家创作灵感所由产生的根源。蕴辉做到了这一点。他指出：“通过雷平阳的诗歌和散文，我们看到的是，乡村社会部分或者全面地加入全球化的进程，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通过产业的转移和新的产业发展、开拓新的发展空间的机会对于大多数农村特别是昭通的农村来说是那样地渺茫，这样的进程对于他们来说甚至是被动的接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农村不过是变为一个劳动力的集聚和供给的场所，变成了当下的‘中国制造’，乡村原有功能和发展己转向新的方向，但是旧有的农村情况和新的道路的不明确使农村前进的道路走得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雷平阳写出了想挣脱又挣脱不了那片土壤以及根本无力挣脱的人物的人生苦难。”而如何给雷平阳笔下的农村和农民新的希望，帮助他们摆脱人生困境，这不仅是文学家要为之探索和大声疾呼的时代课题，更是政治家们必须下大力解决的现实社会难题。从这个意义上
说，雷平阳的创作以及蕴辉的评论，都超出了文学的阈限，而具有了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变革的政治意义。
蕴辉关注底层作家的另一个重点是“打工文学”。广东当年作为引领风气之先的改革开放桥头堡，曾经把“外来妹”、“打工仔”这样一些带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词汇带入现代汉语的词语库。家兄李逸江早在1987年就写过一篇题为《Nan妹在东莞》的报告文学，发表在该年第8期《黄金时代》杂志上。据说“Nan妹”一词也就是由于这篇文章而传播到全国。但家兄的报告文学，由于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作品，由于是发表在官方刊物上，要服从当时舆论宣传的需要，正面歌颂占了主导地位。而到了改革开放已经过了三十多年的今天，改革道路上的正负面效应都已充分经历和暴露，再作一味乐观的正面歌颂，恐怕就有违时代和民心的需要了。所以，被蕴辉评论的郑小琼、柳冬妩这两位“打工诗人”，他们的作品就不再有如家兄李逸江写打工妹时的那种热情洋溢，而是“再现了后工业时代原生态的底层生活画面，呈现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进城的艰辛历程。”（《郑小琼与黄麻岭及其打工诗歌》）蕴辉指出，郑小琼的打工诗歌“具有一种深刻的洞见，并蕴含着疼痛。”而“这种疼痛感正是当代诗歌中所缺乏的。”他说：“郑小琼所描绘的疼痛，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人民的痛苦的写照，这种疼痛带有强烈的时代特性，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他写道：“柳冬妩以其真诚的心灵，抒写着打工人生的篇章，用心去感受打工生活的艰辛，用客观、独立的心态去面对所面临的一切困难，……展现他对世俗的反思与反抗。”（《柳冬妩的打工诗歌》）这里，蕴辉又一次表现出了他敢于肯定直面生活的作品，敢于肯定和张扬诗人、作家的批判精神的勇气。同时，他对打工诗人的理解与支持又并未停止在肯定和赞扬上，他进一步为打工诗人指出了前进和发展的方向，他写道：“虽然打工诗歌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就其生存的环境与自身所面临的问题，仍旧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打工诗歌的创作要放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大背景上去考虑，与时代相结合，才能够有大作为，最为重要的是打工诗人应该拓展自己的精神，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放眼整个世界的嘈杂与混沌，提炼出生活的精髓作为百姓的精神食粮，才能显现出打工诗人与打工诗歌在这个时代存在的价值。”（《柳冬妩的打工诗歌》）他的这一评论是中肯的，也是充分体现了他对打工诗人的理解、支持与爱护、期望的。
19世纪法国印象主义文学批评家法郎士曾经把文学批评称为“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中国的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引屈原的话“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然后指出：“见异，唯知音耳。”好的文学批评，应该有批评家对作品内涵的独特发现，应能给读者以至作者以新鲜的启迪，应能帮助他们发现作品中潜藏的、甚至连作者自己也未曾意识到的深刻意蕴，从而更好地指导阅读、促进创作。我想，蕴辉把自己的文学评论集命名为《内部的风景》，恐怕就蕴含有这样的意义吧？我不敢说蕴辉的文学批评已经完全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但起码他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且取得了眼前有目共睹的可喜实绩。这是他今后取得更大成绩的起点，是他对当代文坛的一份贡献。我们期待着，蕴辉有更加丰硕的文学批评成果问世。
当年板桥先生郑燮有句名言：“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套用他的句式，我要说：“创作难，批评难，为批评而做批评更难。”文学批评是一种高度理性的思维活动，讲究科学性、逻辑性和公正性，是批评家深思熟虑的成果。对这样的高级思想产品，浮皮潦草地阅读，蜻蜓点水地点评，很可能是未曾评人优劣，先曝自己浅薄，很可能是会轻言负诮、贻笑大方的。因此我还是就此打住，恳请各位读者最好匆匆翻过，留得精神去品读后面真正精彩的正文吧。
是为序。 （文/李逸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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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坑》报 编辑：李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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