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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异 唯知音耳—文学评论集《内部的风景》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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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蕴辉本不相识。大约两三年前，我在网上搜寻有关我的故乡——广东东莞东坑塔岗村的资料，发现一篇描写塔岗风物的博文《心灵乡土的清新与荒凉——塔岗四记》，文章考据翔实、语言优美，作者是他，估计是当地的文艺工作者，便立即加为博友。今年初，我博客上的一篇《亲历广东民间婚礼》，被他点击转载，还加了评论，这样我俩就有了网上的交谈。网聊中得知他在东坑镇打工和生活，发表过各类文学作品，已经出版多部文学评论集、诗集和报告文学集等，当时脑海中闪过的就是四个字——“后生可畏”。他还诚恳地提出请我为他的文学评论集《内部的风景》作序，这可实在是令我不仅感到为难，而且有些诚惶诚恐了。因为说来惭愧，虽然本人头上有几道在外人看来还算耀眼的光环，诸如大学教授、省级协会理事、海归学者等等，然而“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究竟“我才之多少”？自己心里最明白，起码没资格在像蕴辉这样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面前指手画脚、信口雌黄。
今年清明，我回塔岗祭祖探亲，这才与他有了面对面的交谈。见面后最使我震惊的，还不仅是有如此丰硕的创作与评论成果的他，竟是个尚未出而立之年的年轻人，更在于他的学历仅只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我不禁想起了刘勰《文心雕龙》中的一句话：“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以蕴辉的才华与灵气，假如他自幼生长在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能进入北大、复旦、南开这样的名校学习，再得名师指点与提携，现在也许已经是海内外有影响的专家学者了。我如此说，绝无假惺惺廉价同情，平添他胸中郁闷之意。事实上，以他现在的实力，足以在众多拥有各种显赫头衔的专家学者面前昂首自立，无愧于人！子曰：“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蕴辉说他很想在文脉绵长的我的故乡东坑定居，使我感到欣慰。我相信，千里马早晚会被伯乐相中，有才华的人终究会脱颖而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期盼他会有更大的作为。想到此，虽然我自问才学识见均不足以为他的书作序，但作为一个同样出身于草根平民的文学爱好者，作为一个同样有过小人物奋斗经历的年长者，作为一个也曾辅导过众多高等自考学子，亲眼目睹他们中许多人自学成才、终成大器的老教师，我有责任为他这样的青年才俊鼓劲，为他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喝彩！想到此，我只能勉为其难写此书序，但愿即便不能为他的著作增光，也不致使其蒙尘。
蕴辉的这本文学评论集《内部的风景》，辑录了他在国内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过的作品评论和理论文章22篇，近20万字。议论所及，大多为在当代文坛独树一帜、各领风骚的先锋派作家，以及带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广东作家的作品。这对于像我这样长期埋头于古典、且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说，颇有难以置喙之感。故这里只能以一个雾里看花、隔帘观影的外行人身份，对蕴辉大作发表一点朦胧的印象和读后感。
蕴辉文学评论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体现了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的勇气。这不仅在于他所评论的对象，多为当代文坛上有争议的作品，更表现在他对这些作品的评论，敢于突破传统主流文学评论的思维定势与评价尺度，大胆提出自己对作品及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的独特分析、评价与判断。比如，贾平凹的《废都》是一部曾经在当代文坛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的争议性作品，许多读者乃至文化官员看到的都是其中的“性”，于是从卑劣阴暗的心态出发，用其满足个人意淫欲望的有之；以道德卫士的面目出现，对其大加鞑伐的有之；但无论或褒或贬，都没有对作品的真实意蕴做出正确的解读。记得笔者当时正在俄罗斯国立圣彼得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东方系的一位资深汉学家谢列勃里亚科夫教授就对《废都》有过好评，说它的意蕴很深刻。而现在蕴辉在《城乡忧思与阉割美学》一文中把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放到一起考察，指出它们是“贾平凹创作历程中彼此辉映的两面镜子：一面照着一座衰败的城市，一面照着一个颓靡的乡村”。这就一下子穿透了作品表层“性描写”的迷障，而深入到作品深层结构背后所隐藏的社会文化意蕴。他写道：“《废都》里的欲望意味着阉割，这是城市的精神状况；而《秦腔》里的阉割则掩饰着欲望，这是农村的精神状况。可以说，二者共同图绘出了一幅迷失在失落中的时代图景。”我认为这一解析是十分深刻的，也是十分大胆的。它一针见血地揭示了在历史急剧前进的改革时代，普通中国人、中国社会普遍感受到的心理彷徨、浮躁，以及传统失落的迷惘状态。这里没有媚上、没有谀世，没有言不由衷的官话、套话。人们也许会指责，“失落中的时代”这一说法有失偏颇，没有通观全局、高瞻远瞩、鼓舞人民信心的“正能量”，但我认为他说的是实话，是真实地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的真实感受。我们能指责一个说真话、说实话的人吗？
诚然，他所说的“失落”，是以乡村生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正如他评论贾平凹这两篇小说所说：“贾平凹的乡土小说，透露了时代的怀旧情结。贾平凹农民和文化人的双重身份，使他总是善于把乡村的凋敝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联系起来，他的乡土小说具有浓郁的怀乡情绪与对中国文化再生的探索的双重特点。”中国当下举国投入的现代化进程，必然要告别那种中国人背负了几千年的传统。但如果“现代化”真的把这些传统扫荡无遗，恐怕又绝非中国人的民族心理所能承受，而且事实上也绝非了无遗憾、百分之百正确的选择。我的长兄李逸江当年写的获奖小说《尘封的老屋》，表现的正是这种当“历史以一时难测的高速冲向前方”时，许多人心中都有的迷惘与惆怅。这种情绪不是单纯地怀旧，单纯地反抗历史进步。它是含泪的微笑，是诀别过去而又依依不舍的苦涩。它提醒我们注意，在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大潮中，要体察人性与人情的微妙波澜，要兼顾对传统的承接和保存，要注意物质生活改善与人文精神提升的有机协调。一句话，要守住我们民族几千年赖以维系和延续的精神家园，守住我们民族精神的根脉和底线！文学家与政治家的不同之处即在于，政治家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目标，必须大张旗鼓地为自己的路线方针造势，必须理直气壮地宣示自己政策策略的正确，以争取群众，获得支持。文学家的任务则是始终把目光聚焦在历史大背景下的人性、人心和人情，要体察时代大潮中每一个活人细微的心理脉动，写出人物的真情实感、普通人生活的原汁原味。而人类之所以在史书、政论之外，还需要文学者，就是要通过对生活原貌的反映和描写，品味人生滋味、反思历史进程。也正因为如此，优秀的文学家往往能与伟大的政治家、历史家一样名垂青史，他们的作品也能成为时代的镜子与丰碑，成为人类生活的教科书。上述贾平凹的两部小说，其意义与价值即在于此；而他的评论能对其作出深入阐释与肯定性评价，其贡献也同样在于此。
蕴辉文学批评所表现出的敢于直面现实、直斥生活弊端的勇气，还表现在他对莫言作品的评论上。在《从〈红高粱〉到〈生死疲劳〉》一文中，蕴辉分析了莫言这两部作品所表现的精神气质的变化。他指出：“《红高粱》描述的生机勃发的生命能量，既是一种理想化的民族精神，又隐喻着80年代文人的‘气壮山河’之气魄。”而“《生死疲劳》诞生的21世纪初，则已经与80年代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深刻的断裂。迅速发展的市场经济一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国家财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严重的现实与精神危机。官员腐败、贫富分化、金钱万能、人文精神的边缘化……这些沉重的现实压抑着知识分子飞向天空的翅膀，逼迫他们直面现实、关注现实、批判现实。《生死疲劳》正是这种新的历史语境下的产物。”这话是说得何等直白、何等犀利，又何等一吐胸中块垒之爽啊！但他还不止于此，他又进一步对莫言创作的这种变化作出冷静的分析，他指出：“莫言从‘精神家园’到‘现实家园’的转变绝不是一种‘下降’或‘倒退’，而是他始终保持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品格的例证。如果说，在一个理想主义的时代歌唱理想无可厚非，那么，在理想被击碎的时代正视现实，则是莫言为我们提供的最好启示。”他的这一评论，我认为是符合莫言作品实际，也是符合当前社会实际的。当年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历数往代各朝文学，均有褒有贬，唯独对本朝南齐只赞不评，这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定式。蕴辉能对当今时代作出这样的评判，是他坚持一个正直的文学批评家操守的表现，也是当今社会为作家、评论家提供了宽松的思想环境的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说，有莫言这样的作品问世，有蕴辉这样的评论发表，同样是社会进步的标识，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学有希望、有前途的证明！
蕴辉文学评论的第二个特点，是他表现出了一个文学批评家同时又是思想家和政治评论家的思想深度与锐度。文学是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能动反映，评论文学作品必然要涉及对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批评，因此，文学批评往往具有社会批评的性质。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对拉萨尔历史剧《济金根》的评论，恩格斯对哈克奈斯《城市姑娘》的评论，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杜勃罗留波夫对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大雷雨》的评论，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论，都不仅仅是文学批评，而同时具有社会批评、政治批评的性质，在社会思想史上也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我在读蕴辉的《〈白鹿原〉的一种解读》时，就深深感到了文中对社会历史现象透辟分析的力度所带来的震撼。他写道：“让一切回到了毛茸茸的‘原真’状态，用‘人性’解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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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坑》报 编辑：李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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