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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都风神依旧——彼得堡记忆之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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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和遗忘，实在是快乐人生不可或缺的两大法宝。睡眠帮你恢复肉体的疲劳，遗忘则帮你筛除心理上的种种不快与烦恼。不管遇到多少艰难困苦，睡上几宿好觉，吃上几顿饱饭（假如再喝上几口老酒，更妙），人就会很快把不如意丢到脑后，重新精神抖擞，喜笑颜开地迎接新生活。
经过两天休整，通过了俄语水平测试，终于迎来了到俄罗斯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清早起来，俄罗斯金秋的阳光洒满窗外。我迫不及待地招呼同机来的几位女士：“上街去！”
上街，自然是上涅瓦大街。涅瓦大街是彼得堡的精华，也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十年前我在赫尔岑师范大学（当时叫列宁格勒国立赫尔岑师范学院，简称ЛГПИ，我们用俄语发音谐音戏称它为“来个屁”）进修，就住在涅瓦大街喀山教堂后面的普列汉诺夫街（苏联解体后改名为喀山街）6号。涅瓦大街就是我的“家门口”，差不多它的每一块路石，都印过我的足迹。从涅瓦街尽西头的海军部大楼往东走，我闭着眼都能数出它沿途的重要景点：中央航空售票所、“街垒”电影院、莫伊卡河绿桥、斯特拉加诺夫斯基宫（俄罗斯博物馆分部）、军事书店、路德教堂、图书大厦（多姆·克尼基）、喀山教堂、库图佐夫和巴尔克拉伊·德·托里纪念像、格里鲍耶多夫运河街、圣血教堂、小音乐厅、欧罗巴宾馆、城市杜马大楼、艺术广场、普希金纪念像、大音乐厅、客栈商场（嘎斯基内·德沃尔）、亚美尼亚教堂、女人世界（巴萨日）、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公众图书馆、喜剧剧院、叶卡捷琳娜二世纪念像、普希金话剧院、阿尼契科夫宫（少年宫）、阿尼契科夫桥（因四个桥头各有一座力士牵马雕像，中国人称之为“四马桥”）、别拉谢里斯基赫-别拉杰尔斯基赫宫、新闻工作者协会、“水晶宫”电影院、最后是起义广场、莫斯科火车站、英雄城——列宁格勒纪念碑。
“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阔别十年，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一切依然是那样熟悉。我仿佛闯入了时间隧道，一下子退回到十年以前。
（以上是1999年在彼得堡时写的文字，下面就是15年后今天补记的了——笔者）
望着冬宫——埃尔米塔日楼顶旗杆上飘扬的新的俄罗斯联邦白蓝红三色旗，我忽然想到了南唐后主李煜的一句词：“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当然这里应该说是“国旗改”。这面旗帜，十年前还是非法的。当时我们住的赫尔岑师院招待所，出门右拐就是喀山教堂后身，而教堂面朝涅瓦大街一侧的广场，则是当时的民主派人士聚集的地方。在他们集会时，教堂后面往往早就埋伏了警车。待到集会达到高潮，激进分子喊出反对现政权的口号，打出白蓝红三色旗，警察们就挥舞着警棍扑上前去，连打带拽把违法分子带上警车，旗子也往往被扯碎，扔得满地狼藉。这场面，我当时看过多次。而如今，它在涅瓦河畔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悠然地飘扬，似乎得意于自己的终成正果，讪笑那曾经不可一世的苏联镰刀斧头金星红旗黯然离去。
从宿舍出来乘专门为圣彼得堡大学开设的专线47路公交车，到大学河岸街7/9号彼得堡大学校部，然后步行过横跨涅瓦河上的宫殿桥到冬宫广场，这里就是涅瓦大街的起点了。我自诩是在这条街上住过一年的“老彼得堡”，此时颇为自得地想充当导游，引领同行女士们步行到市中心。哪知这几位女士都是专业俄语教师，以前或陪团翻译，或随领导出访，也都或多或少、天数不同地到过彼得堡，根本不买我这个半吊子“俄语人”的账。加之她们虽然年龄比我小许多，但都在国内娇养惯了，以前出访也是公务，大多有汽车陪伴，哪里愿意随我“别什阔姆（俄语：пешком，步行）”，全都闹着要坐车。我说，圣彼得堡是沿河开埠，街道呈放射状，乘公交车反而绕远，随我从宫殿广场后面插过去，15分钟保证到市中心的喀山教堂和图书大厦（多姆·克尼基）。诸女士皆不以为然，都去公交站等车。我一个人步行插冬宫广场，过小桥，沿莫伊卡河岸街进大马圈街，再转涅瓦大街，正像《红灯记》里李玉和的那段唱词：“沿小巷过短桥，僻静安全。”15分钟后，我已悠然站在喀山教堂公交站站牌下，此时，几位女士乘坐的无轨电车也才姗姗到来。问题是，她们是在站台上干等了将近10分钟，又在拥挤不堪、充满了白种人羊羶气和汗骚气的车厢里受了大约5分多钟洋罪后才到达的，什么街景也没看到，哪如我一路闲庭信步，饱览北方威尼斯旖旎风光，逍遥自在！至此，女士们算是服了我这个“老彼得堡”，以后出门都听我的了。
这里还可以讲个小插曲：后来我们到距离圣彼得堡120多公里、临近芬兰边界的小城维堡去游玩，我又一次想对同伴们炫耀自己“人熟地熟”，就对他们说，拐过这条街角，有个小广场，那里有一座小教堂，还有一口古井，井边有一座小熊塑像。果然，一转弯就看到了我说的这一切，众人不禁惊叹。北京来的小王姑娘说：“李老师记忆力真好。”我说：“记忆好是一方面，问题是人家这里什么都不变。要不光记得有什么用。”我在我的故乡城市天津生活了大半辈子，现在哪儿也找不着哪儿了，别说几百年的建筑，二十几年前的建筑也是说扒就扒了，记忆力再好又有什么用？
作为曾经的故都、现为俄罗斯文化首都的圣彼得堡，当然更是“以不变应万变”了。那天我们上街的第一项任务，是去位于宫殿街的长途电信局给家里打长途电话。想起我十年前第一次到彼得堡时，自己家里还没有电话，所以也就没有给家里打电话的“奢求”和打不成的烦恼。当时看到彼得堡人家家有电话，也还羡慕不已。但十年之后，中国城市里电话普及率已经相当高，并且打国际长途之需在家里拨一个国际区号也就解决了，无须到电话局去办理。而在俄罗斯则不同，不仅要去长途电信局，要登记排队，要使用他们那种傻大笨粗的老式电话机，叫通对方以后，还要按一下机身上的一个黑色按钮，机器开始计费，才能继续通话。我们又一次享受了在俄国公务部门漫长等待的无聊与无奈。四川外院的徐老师大约五年前陪商务代表团来过彼得堡，这个性格火辣的川妹子，本想打完电话还要逛街淘货的，现在被憋在这里直跺脚。她望着电报局门外挤挤插插、边走边停且噪音巨大的老式车辆，从容往来、衣着老旧但一脸自得的彼得堡人，愤愤地说：“这个破彼得堡，五年了，也没一点变化？！”我接过她的话说：“你五年算什么，我十年也是如此。再说了，漫说咱这五年、十年，你看看博物馆里收藏的涅瓦大街街景油画，早在叶卡捷琳娜时代就是如此，200多年了，主要景点一点儿没变！你服不服？”这就是被列宁称为“没有首都的首都”（列宁1919年7月31日致高尔基信中语）的圣彼得堡！
说起主要景点不变，最有意思的是，我在1988年第一次来彼得堡时，坐落在格里鲍耶多夫运河街上的圣血教堂（其正式名称是Храм Воскресения Христова Спас на крови，在鲜血中拯救耶稣式复活的教堂[ 1881年3月1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此处受到民意党人格里涅韦茨基投掷的炸弹袭击，身负重伤。据说当时沙皇还没毙命，但看见旁边有一位妇女倒地，他起身去救那个妇女，又遭受枪弹射击才身亡。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在他遇刺地建造了这座教堂。故名“在鲜血中拯救”，中国人将其简称为“滴血教堂”或“圣血教堂”。]），本来十分美丽的十七世纪俄罗斯风格的东正教洋葱头塔顶，中间最高、最华美的一个却被罩上了木板围障，从我八月底到达，到次年八月离开，一直没有打开过。当时和我同屋住的一个叙利亚人，是上世纪70年代在苏联读书的留学生，现在重回母校进修，他对我说：“你没见这洋葱头打开？告诉你，我上学时它就是这样子的！”我当时无语。时隔十年，我这次重返彼得堡，那洋葱头上的帽子还这么罩着，俄国熊的慢性子，也太慢一点了吧？
在电信局泡了一个多小时，徐老师已经错过了和家里人约定的通话时间，而我，由于俄语听力不好，始终搞不明白电话里的俄语提示，操作不对，也没打成电话，只得悻悻离开。此时太阳已经西斜，逛大街的热情早被消磨殆尽。我不想再遛，正好这里离我十年前进修的赫尔岑师院已经不远，就提出去学校找找我当年的导师。这时，我又一次体会到彼得堡百年不变的好处。
沿涅瓦大街东行，过莫伊卡河上的泽廖内（绿色）桥右拐，进一幢门楣上饰有鹈鹕呵护幼雏校徽的拱门，就到了我当年在这里进修过的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现在改名为俄罗斯国立赫尔岑师范大学，位居俄罗斯师范院校第一把交椅。进得主楼，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了我当年在这里会见导师的语文系办公室，又是房舍依然，门窗依旧，只是里边坐着的办事员小姐换了新面孔。我向她们打听我当年的导师、语文学博士叶甫盖尼·阿列克谢维奇·卡斯丘辛教授现在哪里？一位小姐回答说：“卡斯丘辛教授在瓦西里岛一线街语文系上课。但现在他休学术假去了，你得十月中旬以后再去那里找他。”又是一个“风神依旧”！想当年我第一次到赫尔岑师范学院进修时，会见导师也是要求我十月中旬以后来。不过那时的原因是大学生们都去农村参加义务劳动，收土豆去了，学校不上课。苏联时期，由于地广人稀，农村劳力不足，每到秋收季节都要有大学生和军队士兵组成的劳动队，俄文名叫комсомольский стройотряд（共青团建设队）或 работа в колхозе（在集体农庄劳动），开赴农村帮助秋收。当时看到满大街身穿草绿色军装式工作服，佩戴大学生建设队臂章的男女青年学生，立即想起我童年时就熟知的苏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故事，深感苏联毕竟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还为她那几十年依然保持的“革命传统”而振奋。但没想到现在苏联解体了、共产党不执政了，这个传统也被抛弃了。
其实，我当时手里有卡斯丘辛教授家以前的电话号码，但那是十年前的号码，现在变没变呢？我心里拿不准。我自己家自1992年安上电话，从六位变七位，后来又升级到八位，号码早变了好几次。估计十年时间，导师家的地址电话，怎么着也得变了，于是就没有打。这样拖延到10月下旬，天气已经变冷，地面上早蒙上了积雪。我在一个早晨第一节上课前，来到位于瓦西里岛一线街上的赫尔岑师大语文系教学楼。十年前我在这里听过老师的课，并且我现在也住在瓦西里岛，轻车熟路，不费劲就找到了老师任课的教室。教室里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学生，其中女生居多，远远望去，一片金发碧眼的俄罗斯美女，真是春色满园。想当年一间教室里也就稀稀拉拉十几个学生，并且苏联时期不准女大学生化妆，一律穿蓝色校服，规规矩矩，不像现在这样花枝招展、琳琅满目。看来俄罗斯大学也扩招了，并且放开了许多对学生的禁令。我进去问卡斯丘辛教授是不是在这里上课？也许是我的俄语不地道，也许是我这模样怪异的中国大叔贸然闯进美女如云的教室，仿佛一只棕熊闯入了金丝雀的领地，女孩子们嘻嘻哈哈，七嘴八舌地回答我的问话，没有几句我能听懂，跟我们现在大学生的自由散漫也差不多。只不过我们的大学生见到外国人还是比较严肃认真的，而俄罗斯学生，尤其是彼得堡这样世界性大都市的学生，可能是外国人看多了，见怪不怪，根本没拿你当外人，一样跟你打哈哈。
我只得尴尬地退出门外，继续在走廊里等。还好，大约过了上课时间5分钟，老师来了，基本还是十年前的老样子，只不过头发渐稀、腿脚有些踉跄。他比我大10岁，我此时51，他就是61了。按说岁数不大，但大约是走路笨拙，再加上做学问用力过勤的缘故，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一些。由于我上次去师大校部系办公室给导师留了一个便条，导师知道我来彼得堡了，有心理准备，所以见到我比较平静，但言语中还是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由于马上要上课，导师说话很快，我听不太清，只记得他反复叨咕着说感谢我不忘旧情，还来看他。并且说他两年前得了一场大病，差点去见上帝，没想到在有生之年还能再次见到我。说着话，导师递给我一张事先写好的纸条，看来他也是有备而来，上面写着他家的地址电话，让我随后的星期六晚上去他家吃饭。我低头看了一下那纸条，上面写着：“基博诺夫街，18栋，80号”，仍然是我十年前去过的老地址。再看那电话号码，也还是十年前的老号！老师这时还叮嘱我说：“莫斯科大街地铁站下车，车头方向出站口上来，我在扶梯旁等你。”这话，十年前我第一次去导师家时，他就是这样说的，几乎一字不差。仿佛十年的时光就在这一刹那间被吞进了宇宙黑洞，一切的一切又回到了十年前的情境。这可真又是一个“风神依旧”啊！
告别老师出来，走在大街上，我也是心潮起伏、浮想联翩。阔别十年，故都风神依旧，这不仅仅是建筑，是街景，还有曾待我如亲人般的真诚、善良、文雅的我的老师，看到他依然健在，依然风度翩翩地活跃在讲坛与学术舞台，我很欣慰，这才是我最想看到的“风神依旧”！（文 / 李逸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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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坑》报 编辑：李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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