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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是个建筑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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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父亲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非常粗暴、蛮不讲理的人，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把我打得皮开肉绽。每次见到父亲那凶恶的眼神，我都会吓得发抖，像一只小耗子见到了猫。
记得那是一个草长莺飞的三月，我正上小学三年级。中午放学后，我顺着学校后面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蹦蹦跳跳地往家走。路边的小水沟旁开满了好多很好看的野花，有淡黄色的、紫色的、粉红色的、蓝色的……一朵朵，一串串。在春风中自由自在地摇摆着。
忽然，我看见了一根嫩绿的茅根草。这种茅根草茎根白皙，味甜，吃在嘴里还有一丝细细的清凉。黄淮平原安徽的孩子都喜欢在阳春三月一边哼着“三月三，抽茅根，一抽抽到外婆家”的歌谣，一边在水沟边寻找这种茅根草来吃。我刚迈出脚步欲拔那根茅根草，谁知脚底下一滑，我重重地摔倒在斜坡下的小水沟里，衣服和鞋子全湿了。我赶紧爬起来，脱下湿淋淋的外套提在手里，惴惴不安地往家走。
一进家门，我就看到父亲坐在堂屋里等着吃饭，母亲正在厨房里忙活。我低着头想轻轻地挪进自己的房间换掉湿衣服，谁知，父亲大吼一声：“站住！”我吓得愣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
父亲狠狠地瞪着我问：“你干啥去了？衣服是怎么弄湿的？是不是一个人跑到河里去洗澡了？快说！”
我虽然低着头，但仍然可以感受到父亲冰冷的目光犀利地穿透我的心，吓得浑身发抖，哆嗦着连话都说不出来。
父亲见我不说话，拾起地上的一只鞋子劈头盖脸地朝我身上打，鞋底无情地落在我的头上、肩上、背上。当看见鲜红的血顺着我的鼻孔流到衣领上，衣领上立刻染红了一大片时，我捂着鼻子号啕大哭。
母亲听见我的哭声，急忙从厨房里跑出来想拉住父亲的手，怎奈父亲力气大，他一把推开母亲，母亲再也不敢靠近。直到父亲打累了，坐在一条板凳上喘气时，母亲才赶紧打来一盆清水，小心地替我擦洗脸上和衣服上的血渍。
从小到大，我是出了名的淘气，所以，我有了“小妖”这个小名。我曾经因为吃饭时不小心摔破了一个碗而挨打，也曾经因为放学后贪玩迟了一步到棉花地里帮忙摘棉花挨打……我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挨过多少次打，总感觉自己是被父亲打大的。我幼小的心灵充满了对父亲的憎恨，我渴望自己快点长大，好早日脱离父亲的监管。有时候，我真的怀疑自己是不是父亲从外面捡回来的，否则。为何我总感觉不到一丝家的温暖？
16岁那年，学校提前让我们出来实习。我在家乡附近的江苏徐州市市区里打了两个月的暑期工，攒了400多块钱作为路费，在一个深秋的黄昏独自踏上了去广州的列车。当火车缓缓启动时，我在心底发誓：永远不原谅父亲！我对家没有一丝留恋，走得毅然坚决。
异乡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与无奈，我却从来没有打电话回家诉过苦，更没有一个人偷偷地哭泣过。小时候的境遇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我孤僻、冷漠但坚强的性格，这使我很快适应了周围残酷的生活环境。
第二年春天，弟弟写信来说，父亲跟着村里的一些男人去北京打工了，是在建筑工地上干活。我只知道那是一种很辛苦的力气活，并没有想得太多，毕竟，我对父亲没有感情。
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我也在慢慢地成熟。很多以前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开始思索了。一些我曾经认为绝对正确的想法，是否真的那么正确呢？
11月底，公司货源少，我就请了一个月的假，回到了阔别几年的家乡安徽萧县。一切都没有变，只是父亲又去了北京，还没有回来。听说他要等到腊月工地完工后才能结算一年的工钱回家。
家乡的冬天相当冷，每天的温度都在零度以下——甚至有时达到零下15度，有时还会下几场鹅毛大雪，北京就更不用说了，比家里的温度更加低。父亲在这期间也打过两次电话回来，每次都是在晚上11点多的时候，是母亲去接的。父亲在电话那头听说我从广东回来了，想和我说上两句，我却让母亲推说我睡着了，或者说我不在家。我不知道自己该和父亲说些什么，所以，我在刻意逃避。母亲则在我耳边不停地唠叨，说父亲在工地上怎样怎样的辛苦，说我们冬天在家冻得手都不愿伸出来，而父亲还要一天到晚地做工等等。对此，我不以为然。
腊月二十二那天中午，天气很好，我搬了一张小凳子坐在院子里看书。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在我的毛衣上，感觉好舒服。脚边的大黑狗也眯起了眼睛，尽情地享受这份温暖。
忽然，大门“吱呀”一声开了，进来一个瘦小的男人，穿着一件薄薄的灰色上衣，脚上穿了一双解放鞋，上面沾满了水泥浆，背上还背着一个脏兮兮的大麻袋。
我呆住了：这是谁？是我的父亲吗？是那个曾经时常在我面前暴跳如雷的父亲吗？
“小妖。”父亲轻轻地叫了一声我的小名，样子显得有些拘谨。要不是家里的那条大黑狗飞快地蹭过去，用舌头不停地舔着父亲的裤脚，我真怀疑自己的眼睛。
我缓缓地站起身来应了声：“你回来了？”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我连一声父亲都没有叫出口，他却高兴地咧开嘴笑了，干裂得嘴唇渗出一丝血迹。岁月已无情地将父亲的头发染成霜色，那双深陷下去的眼睛被前额蓬乱的头发遮住了，显得浑浊且疲惫不堪。而皱纹却像水面上的微波，在他脸上一圈圈地荡漾开来。我说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惟有默默地低下头，像小时候做错事一样。母亲听到声音便放下手上的针线活，赶紧走过来，接过父亲背上的大麻袋，进屋去了……
晚上，一家人围坐在炉火旁，一边看电视一边把手伸出来烤火。我看到父亲那并不粗壮的手指头，个个都裂开了口子，里面还有未能洗干净的泥沙。我想象不出，这样一双伤痕累累的手，是怎样在北京的工地上费力地搬弄着一车车沉重的砖块和水泥沙子的。
接下来的这些天，父亲断断续续地给我、弟弟、妹妹讲述了北京的生活，他讲北京冬日的沙尘暴，讲工地上用皮鞭抽打民工的工头，讲从脚手架上不小心掉下来摔伤腿的工人，还讲了一日三餐饭碗里永远不变的大白菜。听了父亲讲的所见所闻后，我陷入沉思。
父亲还说，他活了几十年，出去后才知道自己以前都是白活了。我不知道这个“白活”里面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意义，但我感觉到父亲明显变了。好像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不但对我和弟弟、妹妹宠爱有加，还时常主动和我交谈，询问我：“儿子，生活上还缺些什么？在外面打工身体吃不吃得消？”
一天晚上，我觉得口渴，想倒杯开水喝，忽然想起热水瓶还在父亲和母亲的房间里，便走到他们的房门外。刚准备敲门，就听见父亲低声和母亲讲话：“我看小妖瘦了，一餐饭吃一点点，是不是打工把身体弄垮了？你明天把他带到市里的大医院去做个检查吧。”
母亲过了一会儿才应道：“市里的医院很贵的，光是检查费就要花一两百块钱，不如我把家里的母鸡杀了给他补补……”
“孩子的身体要紧，如果有病，是耽误不得的！”父亲打断了母亲的话。
母亲叹了口气说：“你年底挣的4000多块钱，光是把牛棚重修一下，买砖和水泥什么的，就用了2000多块了，办年货还要花八九百块。再留一点明年给老二上学报名，开春田里也要投资播种……”
父亲还是坚持道：“慢慢来，我明年再去北京做一年。只是，我走了，苦了你和孩子……”
父亲后来还说了些什么，我已经听不下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就催我起床跟她去了市医院。
大年一过，父亲又用他回来时背的那个大麻袋装起了简单的行李，随着村里的那些男人北上。走出大门口时，父亲留恋地看了我们一眼，就迈开大步向前走了。母亲红着眼睛目送父亲走远，直到那瘦小的背影消失在村口的尽头。
父亲这一走，对于母亲来说又是一年的等待，对于父亲来说又将历经一年的风霜，而对于我来说，则是感到前所未有的愧疚。
如今，我在东莞一家电器厂上班，住在集体宿舍里。每天加班回来，站在阳台上的水龙头旁洗衣服时，已是晚上11点多，我却依然可以看见对面正在施工的新厂房的顶楼上，那忽明忽暗的灯光，以及灯光下那一个个灰尘满面来回忙碌的身影。每当这时，我就会想起父亲。可能很多人瞧不起这些工地上的民工，他们不知道，在这些人当中，也许就有一个父亲，正在工地上用这种在有些人眼里卑微的劳动，支撑着一家老小的生活，他的劳动就是一家老小的全部希望！
我忽然记起，我的父亲65岁了。身高一米七，体重却不足50公斤。想到这里，我一直压抑着的泪水终于泛滥了。
我终于知道，我必须尊重孝顺我的父亲！（文 / 王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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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坑》报 编辑：李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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