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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曲悠扬哀婉的长恨之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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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的故事始于1946年，那时抗日战争的胜利成就了上海的流光溢彩纸醉金迷，王琦瑶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慢慢登场，一步步走近上海的繁华和荣耀。她最先是上海弄堂里的女儿，后来被选为“上海小姐”，同时也受到政府官员李主任青睐，在正常家庭生活和繁华旖旎的另类生活之间，她最终选择了后者，住进李主任为她铸造的富丽堂皇笼子——爱丽丝公寓，成为一只翅膀上坠着黄金的鸟儿。后来随着上海解放，李主任飞机遇难，王琦瑶的庇护消失，这只鸟儿忽地坠地，成为普通百姓。褪去曾经的绚烂和繁华，她过着表面上平淡似水的日子，可是情感的潮水却从未平息。寡居后的她先后与几个男子发生浪漫的故事，并生下一个私生女。八十年代，已过半百的她与一个小自己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恋爱，最终因被歹人谋财而死于非命。这个故事对读者来说有点简单，不过是一个女人四十年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可是王安忆却从女性自我生命的角度出发，用女性独特的视角、语言、以及情感体验，为我们构造了一个超越了男女情爱风流韵事的宏大的，真实的人生。
一、女性命运的叩问
十九世纪末， 谭嗣同在《仁学》中就曾理直气壮地宣称，“男女同为天地之英， 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 ”应“平等相均”[1]。可是有这样思想的男性毕竟是少数，而且能够接受到这样思想并且受之影响的女性更是少之又少。中国的女性因袭着几千年男权传统的压迫，而且在深层次的经济政治上处于劣势，因此女性意识的觉醒注定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就像看着西方的《乱世佳人》的王琦瑶们，虽然她们也看到郝思嘉的勇敢独立，可是骨子里却仍是深浸着“男尊女卑”的传统思想。所以王琦瑶们注定了逃不出女性宿命悲剧的圈套，她们的一生就是在为了完成男性对自己的期待和利用中度过。在男权樊篱统治下，女性从来不作为独立的人格存在，她们是工具，是玩偶，是符号，是一种只能依附于男性的藤蔓，而这种依附性决定了她们的生命轨迹和生命命途都带有无可奈何的悲剧色彩。
早在汉朝，武帝就言：“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从此，便有了“金屋藏娇”之典。可是从历史中，我们知道，后来阿娇失宠，重金求长门赋，一心想挽回圣意，可还是落得了深宫寂寞终老的结局。这一类的女性悲剧在封建时代数不胜数。女性只是男人的“玩具”，一辈子要做的似乎就是怎么让男人对自己感兴趣，不去喜欢别的“玩具”，可以说那时女人的终生事业只一个词概括足以——“争宠”。虽然如今已经跨入新世纪，可是遗留下来的这种模式依然存在。王琦瑶和李主任之间，就可以说是一出现代版“金屋藏娇”的悲剧。
赢得“上海三小姐”美誉的王琦瑶成了男人心目中的尤物，此时她的美丽和青春刺激了男性的消费欲和占有欲。王琦瑶像一个商品，因为选美而被贴上了昂贵崭新的标签，这时，有权有钱的李主任出现了，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让他轻而易举地将王琦瑶买回了家，安放在了爱丽丝公寓。公寓里豪华舒适，锦衣玉食，王琦瑶似乎用自己的青春美貌赌来了荣华富贵。然而，李主任总是来去匆匆， 王琦瑶的世界中只剩下一个“等”字。“除了等， 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这是几千年以来的“怨妇”形象，王安石的《明妃曲》中所写到的“君不见，咫尺长门闭比阿娇”，就是这类女性的写照。爱丽丝公寓的繁华是填满女性虚荣的良药，可是爱丽丝公寓的寂寞则是埋葬女性自由和青春的坟墓。当王琦瑶选择了爱丽丝公寓时，她未尝不忐忑，可是那时的她太急需要证明了，她需要物质的繁华来证明自己的青春和美丽。她也需要物质给她带来踏实的安全感。可是她忽略了自己的情感需求，她以为自己可以在爱丽丝安享生活，可是却忘了自己耐不住的寂寞。在这出悲剧里，我们应该去谴责谁？当飞机坠落，死亡敲醒了他们的迷梦。王琦瑶清醒地发现，这段生活仿佛一段阴沉不真实的梦，也正是从走出爱丽丝公寓，王琦瑶才有了大彻大悟的能力。可以说和李主任的感情是王琦瑶生命中最早注射的预防针，从此她对物质，对男人，对生活都有了免疫和抵抗。试想，像王琦瑶这样的女子，当她成为“上海小姐”之后，都有什么样的路等待这她？如果她不选择李主任，而是走一条传统的道路，也许她会和程先生一起，可是以后的日子呢？她那颗骄傲精致的心会安心于在弄堂里一辈子吗？肯定不会，所以王安忆安排给王琦瑶这样的路，是非常合理的。
在西方传统中，有两类女性，一是“夏娃”型，一是“圣母”型。夏娃是带着原罪的、引诱男子犯错的妖女，而圣母，则是童贞女和母亲的结合。这两类女性形象，都是男性按照他们理想的，欲望中的女性，通过不断的审美经验而创造。“夏娃”类似于中国的“红颜祸水”，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即男人们总是利用自己的语言霸权，在不知不觉中为自己开脱。比如杨贵妃的故事，在男权叙事中，就是她貌美，致使君王因她耽迷美色，不问政事，导致民不聊生，国不安宁，解决的办法很简单，那就是让她永远地死去。可是在这种叙事模式下，我们忽略了男性的责任。君王不早朝难道就没有君王自己的责任吗？男权文化的特点就是，在消费女性的同时贬低并且进行对其进行道德上的谴责，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对女性清白贞洁的病态关注。王琦瑶和康明逊的爱情就是因此而酿成悲剧。他们的感情是全书写得最温馨的一段文字，王琦瑶给孩子打针的时候，康明逊在一边逗孩子不要哭，拿着玩具，扮着鬼脸， 真的是“角角落落里的温爱”。可是这么动人的爱情故事却注定了是没有结局的，从开始两人都明白，他们关系从开始就是在无望中的挣扎。因为康明逊的家人是不会同意他娶王琦瑶这样的女人做妻子的，“王琦瑶这样的女人”是种带有强烈歧视的称谓。可是，她丑陋吗？不。她凶恶吗？不。那她这样的女人为何就不能拥有婚姻？简单地讲，就是不清白。那么清白又该怎么解释？让我们回到西方的另一女性形象——“圣母”。圣母是纯洁的，带有母性光辉的，她可以满足男性的两点需求，首先是完整的占有权，其次是没有威胁感的带有母性色彩的温情。这样的女人，从出生时就开始朝着相夫教子的目标努力，她们家室清白，没有个人欲望，没有个人感情，没有个人追求，完完整整地依附于男子，给男子提供安全地，舒适的情感生活。米莉特说：“由于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都是男权制的社会，因此，形成女性文化的思想观念也是由男性设计制定的。 我们现在所知的妇女形象就是由男性一手制造并切是符合其需要的。”[2] （文/曾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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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东坑》报 编辑：李晓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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