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全国农业形势大好，农民增产，政府增收。这年十二月初一，国家最高领导人唐德宗李适利用休息时间，轻车简从，前往新店打猎。李适在娱乐休闲之余不忘关注民生，打完猎后，来到农民赵光奇家中调研访问。唐德宗亲切地问赵光奇：“群众的生活过得还愉快吧？”赵光奇因为事情来得突然，事前又没有地方干部教他怎么应答，居然脱口而出：“不快乐！”德宗奇怪地询问：“今年庄稼大丰收，国家还出台了系列惠农政策，怎么还不快乐？”赵光奇实话实说：“国家政策不讲信用。以前说两税以外再没有其他徭役，现在不属于两税的收费摊派比两税还多；以后又说政府收购余粮，实际上却是强取豪夺，一个钱也没看到，都是打白条；起初政府说收购粮食时实行上门服务，百姓只要将粮食送到路边就行，现在却要我们送到京西行营，动不动就是几百里路，车跑坏了，马累死了，家里也差不多破产了。日子过得这么艰难，怎么快乐得起来？上头的政策总是说要关心群众，优待百姓，执行起来却不过是一纸空文！恐怕圣明的皇上居住在深宫，全然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吧！”德宗听了，觉得赵光奇的确不容易，下令免去他家的赋税和徭役（见《资治通鉴》第二百三十三卷）。

    唐德宗深入基层，亲自走访农家的做法，当然是很了不起的，值得隆重表扬。可是，后世有一个人却公然批评唐德宗的做法太糊涂，认为他应当查处有关部门贪污政策、假公济私的行为（言下之意，唐德宗的工作作风还是浮在面上，没有“沉”下去），“然后洗心易虑，一新其政，屏浮饰，废虚文，谨号令，敦诚信，察真伪，辨忠邪，矜困穷，伸冤滞”。——这个不识好歹的人是谁？当然是那个在《资治通鉴》中动不动就“臣光曰”的多嘴多舌之徒司马光。

    这司马光毕竟是没当过一把手的，看什么事情都想当然。说他“站着说话不腰疼”，还算是抬举了他，说难听点，这司马光才是不懂世事，太难醒悟（套用他自己的话，是“甚矣司马光之难寤也”），十足的“没睡醒”。

    德宗访农家，只是休息之余（按规定要发加班费的），顺便路过而已（要不然，县乡干部还能不及早做好迎接检查的准备？），本来就不是纯粹带着关注民生的调研目的而来的。赵光奇这个觉悟不高的农民，没有看清全国的大好形势，毫不关心领导的鞍马劳顿，只盯着自己那点小小的感受，不讲大局，信口开河，差点打乱了随行记者的写稿思路，德宗不治他的罪，已是非常不错了（就是不知事后有没有地方官打击报复），而且还让他得了实惠，这是何等的大度！

    说德宗糊涂，有什么依据？德宗何尝不知道，赵光奇说的这个事，真要追究起来，牵涉面何其广也，工作量何其大也，全国有多少干部将会因此影响正常工作，万一没控制局面，事情不就麻烦了？从讲大局的角度出发，德宗完全应该对此事淡化处理（特别是离春节不到一个月了，怎么能让干部们过年都不安心呢）。

    再说，什么人才是真正的“自己人”，唐德宗当然心里有数。是农民赵光奇之流吗？显然不可能，他们这个阶层的人，连边都挨不到（能当上一次领导访贫问苦的对象，已经是万世修来的造化了）。进入了自己这个“圈子”的人才是“自己人”，也就是那些贪污上头政策、给农民打白条、打完白条还糊弄上面的人。为了赵光奇这些非亲非故的人，“得罪”一大批“自己人”，值得吗？唐德宗这么大的领导，这笔账还会算不清楚？

    更重要的是，如果根据赵光奇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下去，到时牵出了一大串的“烂瓜”，唐德宗自己不负点领导责任的话，怎么也说不过去吧？到时候，弄得自己也要到报纸、电视上作个检讨才好交差，岂非脸上无光？为了这么点事而损害自己的光辉形象，那不是犯傻是犯啥？

    有此种种缘由，唐德宗怎么可能按司马光说的那样去做？人家只是唐德宗又不是唐太宗，他司马光不分对象一派胡言，简直不值一驳！唐德宗对这件事的处理是无比正确的，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还要强烈建议《大唐日报》在贞元三年十二月初二的头版头条对德宗访农家的亲民作风进行重点报道，并配发评论员文章，当年度的“大唐新闻奖”一等奖也就这样一锤定音了！（本文作者为《赣南日报》杂志编辑 李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