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间，政治清明，贤才辈出，是中国封建史上少有的“黄金时代”。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事情的发生，总是有它的内在原因。李世民的成功经验在哪里？《资治通鉴》第二百一十一卷有一段话道出了其中重要的一点。

    这段记载说，贞观时期有个规定：中书省、门下省及三品官入朝奏事，必须有谏官、史官随同，如有过失则及时匡正，不管善恶都记录在案；诸司奏事都在正衙，御史弹劾百官，要戴上豸冠，对着皇帝的仪仗朗读弹劾的内容。所以，李世民时期，大臣没办法单独控制或蒙蔽皇帝，皇帝身边的小臣也没办法进谗言。到了许敬宗、李义府（二人都是唐高宗提拔的宰相）执政时，朝政多在隐秘中策划，官员奏事多是等仪仗撤下后秘密进行，谏官和御史也是随皇帝的仪仗一起退出，后面的事他们根本无从知道。唐玄宗时期，宋璟担任宰相，想恢复贞观年间的做法，玄宗批准道：“今后凡事若非必须保密的，一律对仗奏闻，史官要按贞观时的旧例记录。”

    我们知道，唐朝近三百年历史，真正给“唐人”带来荣耀的，正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的“开元盛世”。唐太宗时期和唐玄宗前期，朝廷议事、决策在公开场合下进行，所以取得了“大治”的成果。唐玄宗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自从他把直言的宰相张九龄撤职，改而信任“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之后，“公开议政”便成了私下开小会，结果换来了大乱的局面。由此可见，伟大的政绩来之不易，其中“阳光操作”的方式功不可没。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已是“老生常谈”了。然而，即使是人们的耳朵听得起了茧，这句老话还是有常提的必要。现在的某些领导很容易被下属糊弄，不就是因为议事时没有让“阳光”照进来，一切都在阴暗的角落里由几个心术不正的人偷偷地运作吗？

    由于体制的弊端，当前，“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仍不鲜见。当然，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某个行业、单位的领导人，未必需要精通本行业的专业水平，他只需要懂得宏观管理就行了。然而，就是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就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这些人大多是领导身边的人，或者是刚刚设法接近了领导的人，往往在本行业混过一阵子，多少有那么半桶子水（属于“在专业人士面前是外行，在外行领导面前是内行”的那种）。他们瞄准领导初来乍到完全不懂这一行的业务这一“优势”，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以业务知识为幌子，冠冕堂皇地迷惑领导，引导其进入管理的误区，从而作出错误决策，对整个行业（或单位）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埋下难以根除的隐患。如果这个领导在刚上任时就能够开诚布公，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并将大家的意见拿到阳光下晒一晒，个别小人的阴谋诡计就没那么容易得逞了。

    关系到大众利益的事情，没什么不可见“阳光”的。“公开”是监督的前提和基础，是公权得以正常行使的保证，是集思广益的有效途径，在今天来说，更是促进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这些年，“阳光政务”、“阳光工程”之类逐渐成为社会上的流行语，由此可见“阳光”的做法已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认可。阳光的确是重要的，阳光可以杀菌，可以照明，可以给人带来温暖。热爱阳光是人之常情。“白日一照，浮云自开”（苏轼《贺端明启》），李世民“贞观之治”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于手上掌握一定公权的人来说，相信“阳光”，比相信自己的能力更重要。(本文作者为东莞理工学院副教授：李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