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阳光遗像

    在中国革命战乱之际，多事之秋，他出生了。出生在东莞县东坑井美村的宝兴街一户富豪之家，他却和穷人一道闹革命。

    他的哥哥谢晓东在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却被军阀陈济棠杀害，壮烈牺牲在红花岗。他大战东江两岸、抗击日寇，日本鬼子恼羞成怒，一把火把他父亲的商店烧了。他的父亲谢雨川捐资出钱支持东纵抗日，土改时，却被错划为通敌反革命，蒙冤而死。

    他的一家为中国革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文化革命时，东莞到处粘贴着“捉拿谢阳光、批斗谢阳光”的大字报。农业学大寨时，谢阳光对着黄树波和几个乡里说，还是要种草养牛。

    他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史上的传奇人物，金戈铁马、岁月峥嵘，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他的一生，也留下了鲜为人知的佚事。

阳光字典  写满光辉

    谢阳光，原名谢煦祥，东莞县东坑公社井美大队人，生于1917年2月。1934年6月，谢阳光和赵学、谢勉修、何以成等人，抱着救国救民的思想，奔赴上海，寻找共产党组织。同年8月，谢阳光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法明区共青团支部书记（区委书记是陈沛隆，东莞人，谢阳光的老师），后因组织受到破坏，转移回到东莞。1936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翌年初，党在东莞成立东莞临时工作委员会，谢阳光任书记。同年底，经组织决定，谢阳光、赵学、李任之（常平人，解放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等人前往延安。1938年底，他与赵学从延安回到广东参加东江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东江纵队成立后，曾任大队长、支队长等职；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至山东，任华东野战军三纵九师二十五团副团长；1949年，人民解放军南下，两广纵队被编入四野，任第四野战军两广纵队教导团团长，南下解放广东；1950年任广州江防副司令员；1952年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两广）组织部组织指导处长；1954年任广州重型机械厂厂长；1964年任中南局科委、工业局局长；1974年任广东省机械厅副厅长。1982年1月14日逝世，享年65岁。

家大业大  父为先率

    谢阳光的父亲名浦泉，字雨川。谢雨川历代经商，20世纪20年代，在东坑桥头街开设恒义隆纱布厂，生意做到上海、香港，是商场老手，草塘首富，在东坑一带享有盛名。雨川思想开放，不但热心于生意，也热心于社会活动。民国十八年（1929年），他在井美村提出废私塾办学堂的想法。在他的倡议下，井美村办起了“多凤小学”。他组织成立校董会，并被选为多凤校董会董事长，他组织教育基金储蓄会，号召集资办学，使井美多凤小学在当时成为东莞县的模范学校。民国二十年（1931年），他聘请了思想进步的陈沛隆先生当校长，同时，陈昶、何以成等先后在多凤小学当老师。这些老师先后都参加了共产党组织，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由于这批老师的宣传作用，多凤小学很多学生在国难当头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日军侵华，东北三省沦陷，社会生意萧条，商铺倒闭，井美村是华侨之村，很多华侨汇款、存款都受到社会的抑制，造成本村经济损失，因此，他提议集资兴建公平当铺，解决本村侨胞存款问题，同时，也发展其他商业和企业。公平楼赫然兴旺起来，成为井美村的经济中心。

    谢雨川在当时是个经济头脑好、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思想开明的杰出人物。解放后，东莞首届县长赵督生委任谢雨川为县军烈属委员会副主任。任职后，他不要报酬。当时，东莞很多殷商地主逃亡香港，而他毅然从香港带巨款回家乡建设祖国。1952年，土改八字运动时，他被判为地主，草塘农会清算他，要他退赃款，他叫人从香港汇回一张支票，面额是16亿元（当时人民币面额1万元，在55年改为1元的面额，按这这算，16个亿，则为16万元），按当时时价，可在横沥牛行牵1600头大黄牛。谢雨川正确对待土改退赃，一张支票的面额超过整个东坑地主的退赃全额。可惜，他逃不出大劫，含冤而死。他被错判了，直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此是后话了。

倔强聪明   不修边幅

    谢阳光从小就是个淘气的、倔强的、聪明的孩子，他很顽皮、很多恶作剧，又不喜欢大人对他乱指责。小阳光的亲生母亲在他6岁的时候已去世了，父亲谢雨川忙于事业，无暇顾及小阳光，照料孩子的事都是阳光的细妈。小阳光贪玩，他家后面有条小河，河上有很多杉木排。阳光成天一眨眼就不见，杉木排上常常见到他和小伙伴的身影。有一次，他从杉木排上掉到河中，差点淹死，湿淋淋地让大人抢了回来。细妈用粗大的藤条用力地、狠狠地往他身上打，阳光在地上翻滚着、咬着牙、却不哭。细妈打完了，走了，小阳光在自己的门口地上，用瓦片写着“无母孤儿”四个字。细妈知道了，以后也不敢这么用力揍他了。

    他读书很聪明，但懒，最不喜欢念古文，因此，也不喜欢国文先生，因为他常常接受到国文老师的批评和轻轻的鞭打。有一次，先生讲对联，先生在黑板上写着“一行白鹭天边过”让学生对，先生在课室里一边踱步，一边让学生思考。小阳光首先提问了，“先生，‘一行’对‘半只’对吗？”先生说，对。阳光又问：“先生，‘白鹭’对‘烧鹅’对吗？”先生说，也对。阳光又问：“‘天边过’对‘地上行’对吗？”先生说，“天”对“地”工整，对，对。同班有一位女生大叫：“先生，不对，不对，烧鹅怎么会在地上行呢？”一语惊醒了老先生，是呀，半只烧鹅怎么会在地上走的呢？老先生是很有功底的，他知道小阳光的恶作剧。他中计了。阳光分开一词一词地问，自己也一词一词地答。“一行”对“半只”，“天边过”对“地上行”，无论平仄声、字词，都是工整的。但是合起来，情理上就不对了。“半只烧鹅地上行”，烧鹅会“行”的吗？老先生知道答错了，但不失尊严，摆出老夫子架势，他说：“刚才我说对，是引蛇出洞，引起争议，通过争议，改错为正，加深印象。刚才这个女生说得好，烧鹅怎么会在地上走呢……”小阳光心里感到快乐，感到有点满足，心想，什么“引蛇出洞”，分明是“一时糊涂”中了我的计。
　　小阳光很小就没有母爱，常常衣衫不整，好好的童子军服，本来有三枚铜钮扣，在他身上，常常只剩下一枚。赵学的母亲也常常为他补钉铜钮扣，她很喜爱这个聪明的，顽皮的，不修边幅的孩子。

身在豪门   心在革命

    话又说回来，谢阳光出身于这么一个富有名气、有财有势的家庭，家大业大。按照中国传统说法，“父业子当承”。谢阳光应该在商业上发展才是正道。为什么谢阳光不继承父业，冒着生命危险，跟着共产党闹革命呢？

    谢阳光能走上革命的道路，最主要的是在多凤小学读书时，受到陈沛隆、陈昶、何以成等老师那先进思想的熏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坚信共产主义。他痛恨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割地求和，丧权辱国。他眼见国民政府、军阀内战、文官贪财、武将怕死，东北三省20万大军不抵抗，让给了日本人，可怜东北三省人民，无家可归，流亡关内。多少人亡家破，多少子散妻散，民不聊生的惨况都是归根于这旧世界、旧制度，这也是旧世界灭亡的必然规律。他坚信只有实现共产主义，世界才能大同，要实现共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才能结束中国近百年的战乱，才能使国家富强，人民才能过上太平日子，因为共产党的宗旨代表国家和贫苦大众利益。他的思想认识、那信仰随着形势的发展越来越牢固。读东莞中学时，一次，他正在解几何题，不知不觉又陷入了对国家民族的思考中，他无心解题，却奋笔写了一首打油诗，诗云：

浅问人生有几何，

何必苦苦学几何。

动荡河山家国破，

学了几何能几何？

    谢阳光把这打油诗送给谢胜和。谢胜和与阳光是同年同月出生于同街巷的乡亲，一同考入东莞中学，是个学习很认真、成绩优秀、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他看了谢阳光的诗，也回敬了阳光一首，诗云：

自古人生有几何，

应该努力学几何。

“王师北定中原日”，

建设何愁没几何。

    谢胜和与谢阳光是同村好友，他知道谢阳光此时已经参与社会活动，弄不好会坐牢，甚至会杀头。他也希望阳光好好读书，不要走那条路，所以，从诗中看出，胜和是在劝阳光，建设祖国，只要有知识、有本领，就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建设何愁没几何”正是此意。“人物的性格是小说情节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文艺创作上的定义，但也何尝不是人生走向的定义。他们二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但是，走向却不是同一条路（谢胜和，他一心读书，也读书有成，考上了广州中山大学机械系，后来做了大工程师）。谢阳光在莞中读到三年级，就被学校开除了，校方开除谢阳光的理由是：谢阳光是共产党共产思想的煽动者，参与非法活动、闹事、是当局维护社会稳定的危险人物。

    17岁的阳光离开了学校，走上了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为国家富强而奋斗的革命之路。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1925年，宝兴街多了一户人家，这户人家姓赵，是从东莞城搬来的，和谢阳光隔邻而居，并开了个小诊所，母亲是个医生，带着两个小女孩过日子，其中一个小的女孩叫赵学（后来，她成了阳光的妻子）。原来，赵学出生在东莞县城一个破落的封建大家庭中，3岁时，父亲病死了，母亲带着两个弱小的女儿，受尽了人间的冷眼，孩子也受欺凌，为避族人，为求生计，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东坑，并在东坑宝兴街开了个小诊所，好在母亲上传医术，能给人看病，故能在宝兴街聊作生存。赵医生为人很好，样子也端庄，很得邻里同情。6岁的小赵学，一双聪明伶俐的大眼睛，又肥又白，很逗人喜爱。她住在谢阳光隔壁，也与谢阳光同龄，因此，这个大胆的丫头也常常缠着谢阳光在宝兴街和同龄的孩子“跳大海”、“捉迷藏”、“做屋仔”、“煮泥沙饭”等游戏。有一次，谢阳光和赵学在屋檐下玩着“做屋仔”，一个小伙伴手指赵学，说：“你扮新娘，我扮新郎哥。”谁知赵学嘟着小嘴说：“我才不扮新娘，要我办，就叫阳光扮新郎。”大家都说：“好呀！”于是，有个小伙伴在屋檐下的竹架上拿来一块正晾着的一块小红台布，盖在小赵学的头上，算是新娘子。接着一群小伙伴就大声地唱起了《新抱仔》的歌谣：“新抱仔，D咚咚，人食饭，你推栊，推下栊来又冇餸，一齐去打大爷公。”这班小家伙，唱着、闹着，越唱越起劲，惊动了赵学的母亲，她见隔邻地下满是泥沙、石块、青树叶，还见女儿头上盖着块小红头巾，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一群小孩见赵医生出来了，也笑着，喊着，唱着，哄一声，散了。

    小赵学很懂事，9岁时，已用小木桶挑水，用竹箩子拾树叶，大人见了她，总开玩笑地叫她“新抱仔”。她也总是低着头，笑着，不理睬大人。她心里知道，大人们在取笑她。

国仇家恨  少年壮志

    谢阳光和赵学都是一齐到井美多凤小学读书的，都读同一个班，读书成绩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只是谢阳光顽皮，多恶作剧，也常常挨老师的鞭子。

    1933年，谢阳光考入了东莞中学读书、赵学考入广东省立广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这时，他们已经是16岁，对人世、对社会已有了认识。这一年的冬天，放寒假，谢阳光和赵学都从学校回到了宝兴街。谢阳光知道赵学很喜欢读苏联高尔基的小说、我国进步作家丁玲的小说以及社会科学等进步书籍，于是过门到赵医生家想借本丁玲的书看一看。赵医生刚好出诊，家里只有赵学一个人。赵学见阳光进来，忙起来让座。谢阳光一看赵学，一学期不见，如换一人，赵学变成了一个美人儿似的。此时的赵学，16岁的姑娘，时年方二八，乌黑齐肩的云发下，一张丰腴红润的脸上，说鼻子有鼻子，说眉毛有眉毛，厚厚的嘴唇，会说话的眼睛，她见谢阳光呆呆地看着自己，本来落落大方的她倒显得不好意思，红着脸对他说：“放假啦？”谢阳光说：“是。想来借本书，是丁玲的。”

    说话了，屋子气氛也轻松起来。大方的赵学说：“丁玲的小说与你的打油诗是一样的，是同一个音、一个调，都是想推翻旧制度，都是对现实的不满，是反动之音，不看也罢，反正你的思想有得出卖。”她见谢阳光还站着，就叫他坐下后，接着说：“我在省城女师刚学会一首歌，一首东北救亡歌，你听吗？题目叫《在松花江上》。”她不等谢阳光回答，就唱了起来，唱得轻轻的，怕惊动邻居，声音凄楚、悲凉，在屋子里绕来绕去：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满山遍野大豆高粱，

九一八，九一八，

在那个悲惨的时候

……”

    赵学唱着、唱着，先是眼睛湿了，接着一行泪水挂在她那丰腴红润的脸上，她的嗓子变了，呜咽了，唱不成音。她见谢阳光那认真的脸在注视她，忙用衣袖把脸上的泪水拭去。谢阳光见状，忙走近她的身后，他知道，这首歌词有点触及她的身世，她是东莞城里人，是家庭的破落才流落到东坑暂居，一种国仇家恨的情绪冲击着少女的心。阳光安慰她：“哎呀，半年不见，歌越长越好了，歌也实在感动人，难怪你这样感动。”谢阳光从来不会安慰别人，也不知道自己会说出这几句甜言蜜语来，跟着，他一转嗓门说：“太激动了，也太耻辱了。中华大国四万万同胞，东北三省双手送给了日本鬼子。可怜东北三省，百万同胞家破人亡，流亡关内，这真是国家的大耻辱。”阳光越说越大声，还用手拍着桌子。

赵母说亲  喜事新风

    1934年，正是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在广州，很多进步的青年都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追捕。赵学的母亲听人传说，赵学这丫头在学校里也参与什么进步组织活动，有时还见她在街道上公众场合宣讲宣传，心里很是害怕，生怕这野丫头会惹火。如果当局把她一捕，就完蛋了。用什么办法来约束这丫头呢？赵医生想到了一计。她知道自己女儿爱阳光，谢阳光也爱自己的丫头，从他俩的行动、眼神中早已看出，他们是相爱的，只是没有谈婚论嫁罢了，用甜蜜的小家庭、用婚姻这绳索套住她，让她不要乱跑。于是，赵医生忙过门与阳光的父亲谢雨川提及让两个孩子成亲之事。谢阳光之父一听，正中自己的心意，他早就想与赵医生提这件事，一来，谢阳光与赵学青梅竹马，长大了也意合情投，结合婚姻是情理中的事，二来，他也急于想抱孙子。原来，大儿子谢晓东在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牺牲后，几年来，一直心中不乐，想起此事，既悲愤又胆寒。近年来，也见到谢阳光与一些陌生的年轻频频来往，心中不禁想起晓东当年，正想用一些办法来约束他，让他的思想能安定下来，好好读书，继承父业，或在社会上谋一个好职业。如今，赵医生上门说亲，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于是两位老人选好良时吉日，让他们早日成婚。1934年的夏天，谢阳光与赵学在宝兴街结婚了，婚礼很简单，喜事新办。

    谢雨川和赵医生满以为让他们成了婚，沉醉于温馨的小家庭中，用小家庭的幸福感来醉倒他们。不想谢阳光与赵学在婚后一个星期，留下一张辞别父母的纸条，奔赴大上海。当时一齐去的还有谢勉修、何以成等人。1938年底，谢阳光、赵学在延安抗大回到东莞，受组织指示，在后方开展游击战争。

匪巢起义  虎口惊魂

    1939年底，谢阳光被任命为东莞县委武装部长，为了发展水乡的游击根据地，县委又调他到水乡。一到水乡，谢阳光依靠地下支部，首先在高埗成立一支自卫队，名为“高埗自卫队”。1940年春，谢阳光率领自卫队在河涌上抢劫地主一大船稻谷，把谷卖了，买回一挺轻机、几支步枪、几支短枪和一条艇，算是有了家当。

    当时县委有一个行动计划，就是想把水乡刘发如手下一支队伍拉过来，措施就是在刘发如手下的队伍搞起义，拉他们投靠共产党，瓦解刘发如的队伍。当时的对象选定了刘发如的舅仔——矮仔耀的一支杂牌军，决定由已经打入矮仔耀内部当师爷的共产党员周棠做内线，待时机成熟，把队伍拉过来。经周棠安排，我们的武装小队伍有计划地进入了矮子耀的杂牌军队伍里。接着周棠又安排，由谢阳光当小队长，待时机成熟就起义，但估计矮仔耀很顽固，如果他不起义，就打死他，把队伍拉过来。于是，谢阳光这支小分队成为了一支潜伏在大土匪刘发如队伍中的一支“灰色队伍”。

    谁知刚进入匪巢的第三天，情况就起了变化，原来刘发如接到日本仔的通知，说日本皇军要检阅刘发如的队伍，一支名为“护沙队”的队伍。刘发如虽是投靠日本军，心中也痛恨日本军，苦于无奈要自保势力才不得不应付日本军。他得到通知后，吩咐矮仔耀带他的杂牌军去受检阅，谢阳光就在矮仔耀的杂牌军中。这一情况，来得突然，打乱了谢阳光原来的“要隐蔽，不要暴露”的计划。去接受日本兵的检阅，很有可能会暴露；不去检阅，小分队就得马上撤回。怎么办？谢阳光这支县委的“灰色队伍”处于进退两难之中。此时，矮仔耀催着集队出发，谢阳光还在苦苦思考中。时间不留人，最后，他下了决心：“上，起义大事不能半途而废，我就不信鬼子兵有三头六臂，会看穿墙。必要时，我要你鬼子也尝尝我老子的厉害！”于是，他一边派黄加同志去高埗找到上级汇报情况，一边布置战斗策略，安排好之后，就上了小分队的艇去到受日本人检阅的地方。当时，日本兵只有一个班，杂牌军有二个排。

    检阅开始了，日本鬼子小队长命令矮仔耀的队伍把所有的枪集中起来，放在一个地方。这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体缴械。日本仔小队长一宣布，谢阳光首先大嚷起来，矮仔耀也大嚷，接着六七十人都大嚷起来，表示抗议。霎时间，整个杂牌军乱了起来。谢阳光小分队正准备抢日本人的机枪，日本小队长见势不妙，忙叫翻译改口说，枪不集中放了，但要检查每个人的枪，并要给枪烙一印记。原来日本人这样重视检查枪，是因为日本人很多枪被游击队偷了，如果查到有日本制的枪，就可以证明这支队伍有人偷日本人的枪，甚至有游击队在里面。当烙到谢阳光小分队肥仔陈的枪时，日本鬼子发现是一支“   钩”（日本产品），便大声嚷着“八架、八架”，把肥仔陈从队列中拉人，并凶凶地说，要连人带枪拉上炮楼审查。在肥仔陈身边的队员谢深见状，飞身扑出，用匕首对着日本兵的喉头，叫他放人。日本小队长忙拨手枪，谢阳光见了，一个箭步，飞起一脚，踢中了日本小队长的手腕，手枪不知怎地又落在谢阳光的手中，阳光用手枪点着日本小队长的头说：“枪是我们买的，什么八架、八架，快放人。”这时，五六个日本兵也持着枪围了上来。矮仔耀见情况不妙，忙上前解围。谢阳光又说：“兄弟们，日本仔欺人，故意搞事，队伍里还有谁的枪是‘   钩’，队伍里马上回应。”“我是”、“我是”，一连十多个。谢阳光知道日产的“   钩”枪，在黑道上早有出售。经谢阳光这一问，杂牌军又哄了起来。矮仔耀见此情形，一怕事情闹大，二怕日本兵的机枪响了起来，三怕眼前这个新来的小队长谢阳光，此时的谢阳光，个头虽是不高，但龙腰虎背，满头白鬓下，一双杀气腾腾的眼睛，气势逼人，只要把一声令下，他的小队就会大开杀戒，弄不好，官丢了事小，恐怕性命也难保。于是，笑着脸，哈着腰，对日本小队长又对谢阳光说，误会、误会、全是误会，翻译也跟着说了一通。日本兵也为了息事宁人，把肥仔陈连人带枪放了。

    事情发生得这样突然。在回来的路上，谢阳光这样想，如果再回到矮仔耀的队伍，刚才的身手，小分队的行动，一定会引起他的怀疑。当小分队的队员上了艇，清点了人数，谢阳光说，“撤退”。这一次，计划在大土匪刘发如队伍中策划起义的计划落空了。但是，“白毛老大”谢阳光的名气，在水乡却越传越神。

夜袭横沥  智取枪支

    1943年9月，日寇为了控制广九铁路，以久留米师两个联防队、汪伪军四十五师超过一万人的兵力，对东莞宝安地区进行大扫荡。国民党的正规军一八七师、独九旅、独二十旅和其他保安团一枪不发，闻风而逃。我东江抗日游击队英勇善战，对日伪开展一次又一次的游击，粉碎了日伪一次又一次的包围。东江抗战局面出现了以东纵为主力抗击日寇的新形势。

    为了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东纵总部决定从第三大队抽调部分兵力，以谢阳光同志为大队长、何清为政委，组成铁东大队，活跃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兵力有限，新成立的铁东大队名义上称一个大队，实际兵力是一百多人，就是一个连的兵力。然而，这个地区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沦陷后留下来的土匪、汉奸、残余势力不少，游击队要开拓新局面，着实困难重重，要狠狠地打击敌人，必须人多枪多，必须想办法壮大自己的力量。谢阳光根据实际，作出布置：他叫政委何清带着队伍先去东宝地区，而他自己要在当晚夜袭横沥乡公所联防队，歼灭铁路上的伪联防，抢他几十支枪，壮大实力。说好事成之后会合的地点后，他只留下十多个人跟着自己。

    9月的晚上12时，天却刮起了阵阵北风，有点凉，横沥新埠的晚上显得寂静，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还在夜间行呢？只有半仙山、张坑等村庄传来几声狗吠。潜伏在横沥乡公所不远处的谢阳光，他问身旁的谢浩春：“怕吗？”“不怕。”“不怕就好，到时，你去叫门，只要门一开，我们就冲进去，要知道，他们都是怕死鬼，没有战斗力的。”谢浩春，井美村人，与谢阳光是同房兄弟，出身于破落的官僚家庭，刚加入东纵，跟着谢阳光。原来，谢阳光得到情报，谢浩春的叔父谢杨滔在横沥乡公所任联防大队长，手下有三十多人，三十多支枪，并有一挺轻机枪。于是，他决定利用谢浩春与谢杨滔的特殊关系，智取横沥乡公所，夺他妈的轻机，几十条枪。

    西斜的月牙儿沉了下去，夜很黑，阳光一挥手，十多人猫着腰一下子飞快地消失在夜幕中。谢深、黄树波二人两下子就把乡公所站哨的两个岗哨打昏了，其他队员伏在乡公所的墙隅边，待机行动。谢浩春此时大步地朝乡公所走过去，并向楼上大喊：“滔叔，滔叔，我是阿春。婶母有急事，叫我来找你，快开门。”此时的谢杨滔还未过足大烟瘾，听出是侄儿阿春的声音，他虽好食大烟，但很孝顺，一听母亲有事，就爬了起来，亲自开门。跟着他从楼上下来开门的还有一个大个子，他叫大个子开了铁闸。铁闸一拉开，黄树波、谢深、浩春一拥而入，杨滔慌忙拉闸想关门。说时迟，那时快，谢阳光把前面的大头仔一推，大头仔整个身子塞住了闸门，谢阳光一枪把拉闸门的伪军打死了。十个人鱼贯而入，此时的谢杨滔惊呆了，口中语无伦次说着：“滔叔、滔叔，这次你害死滔叔了。”三十个伪联防队员，被楼下的枪声惊醒，急忙爬起，还未来得及穿衣服，谢阳光他们早已拿了他们的枪，用枪对着他们。这一次夜袭横沥，共缴获敌人步枪30多支、轻机一挺、子弹一批。

    趁着金秋的黎明、陈陈的凉风，谢阳光率领着十多个队员，背着枪，在通往东莞梅塘的小道上大步走着，争取在早上卯时与何清的部队会合。（文/谢彭钦   本文作者对故人事迹略作艺术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