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改革开放造就了“农民”与“居民”：

    从二元分离走向一体化 
 
    把人口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长期实行粮食供应与户籍紧密挂钩的统购统销政策，是我国计划经济的产物，带有明显的“二元社会”特征。农民上交粮食，居民享受国家粮食定量供应，政策赋予的社会责任和福利，形成了社会身份的差异和不平等。80年代中期，户籍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进入90年代，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实施，附着在户籍制度之上的城乡界限终于迎来了破冰的春天。

    2008年11月25日，东坑粮食管理所内一切如常，初冬的暖阳不温不火地铺洒在十座高大的圆筒形建筑物上。这些粮仓的门都是紧闭着的，工作人员说现在仓里储藏的粮食已经很少了。所长正在和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分行的工作人员洽谈公事，记者的到来，拉开了他们的谈论话题。
而在角社村，一位八旬老人在自家门前榕树下悠闲地翻阅着《古文观止》，细细品味其中的《李陵答苏武书》。几个儿子都上班去了，孙子们上学还没有回来，十年前开始，老人家便收起镰刀和锄头，整天与媳妇给买的古文书作伴。

过去吃何种“粮”，是“农民”和“居民”的根本区别

    农民与土地、居民与商品粮严格捆绑

    时间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普遍实行粮油棉等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该项政策按照“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原则，把户籍管理制度与粮食供应关系紧密挂钩。持有“农业户口”的农民掌管土地并负责粮食生产；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主管手工、机械、水电、文教等各种非农劳动，享受国家定量粮食供应。

    “统购统销具有双重职能：一是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为工业化提取积累，二是保障城镇人口的粮油供应。”粮所所长邓伟荣放下手中的洽谈文件，稍微停顿了一下说，“国家通过向掌管土地生产的农民征收或收购粮食，一方面保证粮食储备，另一方面对城镇居民实行成品粮油定量供应。”

    1980年，我镇总人口数为23115人，其中农民21793人，居民1322人，当年全镇产粮204210市斤，除了自产自足之外，农民的劳作产出还供养了1322名居民。当时，每户居民都拥有一本“粮本”，按照工种的不同，每个月可以到粮所定量领取大米、油、豆类等农副食物，因此，居民也被称为吃“商品粮”或“国家粮”的人。

    “我们一家七口，每年头糙和尾糙一共要上交5千多斤公余粮。居民固然是旱涝保收，但是一旦我们农民生产搞不好，大家的生活都一样不好过。”双手合上《古文观止》，健朗的苏伯对过往的记忆依然非常清晰。

    由户籍制度引申出来的社会责任和福利关系，将农民和土地、居民和商品粮分别捆绑起来，造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统购统销不仅以城乡分割为前提，它的实行又有效地限制了农村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使得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和衣衫工整出入办公地方的城镇居民，这两个身份之间很难被逾越。

    老农民回忆：不好好读书，将来就当不了工人

    苏伯今年84岁，角社村人，他的父亲做过文书，专门替人写信读信和做文字记录，是当时村中有名的文人。在父亲的熏陶下，苏伯自小就认识很多汉字，能读能写。就在全村人都对这年轻小伙抱有很大期望的时候，苏伯却慢慢地踏上了农耕的路子，而且在土地上渡过了他的大半辈子。

    “最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吓唬我说，如果我再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只能当农民了。”这是当时很多家长对孩子的诲语，至今仍然是农民身份的苏伯回忆说，因为在农民的眼里，居民就是上等人，不用劳作却可以享受国家粮食供应。

    因此，“农转非”成为了当时很多农民脱胎换骨的必然选择。很多农民企图通过考取大中专院校，或应征入伍，变更户口种类，把“农业户口”转成“非农业户口”，从此改变一生命运。80年代中期，尽管全国各地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人口统计资料显示，我镇仍然出现了“农转非”的迁户热潮。

    但是，居民入户的指标非常稀缺，这种户籍变更的机会微乎其微。农民除了考取国家正规大中专院校、少数应征入伍战士提拔干部、少数农村非脱产干部转为脱产干部，以及国家因特殊建设工程需要招收少量职工以外，原则上不能转成非农业户口。在婚迁方面，同样存在严格限制，如果城乡男女青年通婚，女方是农民则不能进入城市定居，其所生子女也只能在其母亲定居的农村申报“农业户口”，不能在其父亲定居的城市申报“非农业户口”。

    面对僧多粥少的入户情况，绝大部分农村人只能被滞留在了土地上。

    取消粮食供应制度   居民都羡慕农民了

    时间进入到90年代，情况来了一个大转变。

    我镇一批居民放弃户籍，由原来“非农业户口”反而转为“农业户口”，这其中又以毕业生迁回原籍的人数最多。一位丁姓的毕业生坦言，90年代国家对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已经相当疲弱，事实上，居民的户籍优势不断被简化。

    对于这个问题，粮所邓所长也有同感，“粮所的功能的确在退化，原来‘收、储、销’三大职能，演变成现在以储为主的单一职能。”据说，鼎盛时期粮所有近30名员工，十座圆筒形的粮仓内长期堆放着粮食，来上交粮食的农民和来领取商品粮的居民经常令到粮所内人声鼎沸；而如今，功能的相对退化，导致整个机构在压缩，粮所内只剩下几个工作人员，掌管着一切。

    1993年2月，国务院再颁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同年4月，全国95%以上的县市都放开了粮食价格和经营。至此，全国的粮食销售价格基本全部放开，实行了40年的城镇居民粮食供应制度被取消。1994年后，我国又先后出台了取消户口按照商品粮为标准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结构”，这标志着户籍制度改革已全面启动。

    与此同时，农村福利也在不断提升，农民在教育、卫生、医疗、集体分红等方面均可享受村集体保障，由农民所掌管的土地在“城乡二元结构”建立以来头一次昭示出强大的力量。

    “由于开放了粮食价格和经营，部分农民直接把粮食摆上市场销售，物种和价格都要优于粮所，慢慢地来量取粮食的人绝迹了，集市却开始繁荣起来。”利用手中的土地，农民进行农业生产获得经营利益，另一方面，集体出租厂房和地皮所赚取的分红，同样引起了居民的注意和艳羡。

    城乡一体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走向

    “农民的社会福利提高和居民的计划供给体制瓦解，其实是两者互相靠近的一个渐变过程。”草塘社区书记李柱明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各地对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路越来越清晰，“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缩小农民与居民之间福利保障制度的差距，促使生产要素进行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是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必然走向。”

    不断累加的依附于户籍制度之上的福利保障制度，使居民户口具有了很高的含金量，形成了居民与农民事实上的权利不平等。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界限，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要求，改革户籍制度实际上是要改革户籍制度背后的权利不公，而不是形式上的户籍登记。因此，有人放下了农具与书为伴，过着小资生活；有人放弃居民户籍，甘愿做回农民。他们的差别并不在于户籍本身，而在于他们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老了，才重新拿起书本，想起当年父亲对我的期望。我最终还是个农民，但这又有谁能看得出来呢？现在不是挺好的吗，有谁能说我是个农民？”时代变了，农民洗脚上田、脱鞋上楼，进工厂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了，农民和居民的身份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孰优孰劣的讨论，事实上已经超出了时代范畴。角社村的苏伯干脆爽朗的一句反问，恰好印证了李书记的一番话。（图/文  谢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