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写了一篇反映某集团问题的报道，遭到当地公安局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的罪名全国通缉，认定为刑拘在逃人员，向全国发出通缉令。警方对记者的全国通缉令，是对媒体舆论监督权力的公然施暴。

    据报道，仇子明在得到报社支持及相关消息人士通报，得以“潜伏”，未落入公安局手中，该事件经各大媒体报道之后，引起国家出版署等相关单位的重视。最后，当地公安局在上级单位的责令下，只好取消对仇子明的通缉令并进行了道歉。这事发生在相对偏远地区浙江省遂昌，在网络曝光的第二天即得到纠正，撤销立案和错误通缉，体现了浙江省较好的法治环境和公安机关接受批评、应对舆情的快速反应能力。

    公安机关通缉记者，让人不寒而栗，这不仅是对一个记者的通缉，更是对舆论监督的一次通缉。公安机关签发的通缉令，不禁让人提出疑问，通缉令到底是按照什么样的程序签出的，谁该为此承担责任，仅仅是一个取消通缉、口头道歉就可以了吗？

    公安机关是国家权利机关，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其错误的决策不仅伤害到当事人，还会严重毁坏国家的公信力，一旦失去了公信力，社会的和谐稳定从何谈起？国家的公信力又该从何处着手再次树立起来？

    该事件警示我们，要加强对公权力的制约，有效控制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防止公权私有化和权利越界，让“报复性执法”彻底失去滋生的土壤。只有这样，媒体合法化的舆论监督权利才能得到保护，社会正义才能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