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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
流动儿童与市民的接触主要是在城市社区完成的,而接触是交往的开始,群体间的社会交往取决于与社会接触的机会;而只有通过与市民的交往,才能推动和促进流动儿童向市民的流动和融入。
社区的物质环境是决定接触机会的重要方面。生活在不同社区中,公共物品的供给与使用情况都存在差异。例如,那些拥有公共花园、免费健身器材的社区给流动儿童提供了更多地与市民接触的机会,而随着良好交往的增多,那些经常使用这些公共物品的流动儿童更容易形成对本社区的认同。
但是,仅仅流动儿童拥有主观交往意愿,并不能促使交往的发生。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成员自发形成的情境定义和其他人给予的定义之间总是存在不一致或对抗,因而,交往的产生还必须考虑交往对象的接纳态度。流动儿童内部以及与市民间的互动,塑造出对流动儿童人力资本形成来说重要的社区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的多寡取决于该社区内部盛行的社会规则、信息沟通、邻里间的互动、期望、义务与信任等因素。
因此,不同的社区会赋予流动儿童不同的社区社会资本。只有那些居住于市民占多数的社区中的流动儿童,才可能获得融入城市社会的高社会资本。而多数流动儿童聚居于城乡结合部、市民较少的社区,这使得他们所在社区出现一种内聚化趋势,这种趋势妨碍着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社会的上层或中层,而只能融入城市社会的下层,或成为内聚化力量远大于依赖城市社会力量的聚居区,从而难以逃脱底层社会再生产的逻辑。
2、家庭
家庭对儿童的社会化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家庭的影响更为突出。在某种程度上,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是一个被动进行的过程,因为缺乏乃至没有乡村生活记忆的孩子们,更容易受到父辈的影响。
首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流动儿童在城市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其在城市生活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在工作性质、职业收入、居住环境、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等方面已出现分化的父辈群体,其社会记忆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一社会记忆通过家庭的内部系统,传递给流动儿童,并影响着其对城市社会的认知图景。在户籍制度背景下,家庭居住情况通过与其它社会事项的链接,影响着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事实上,居住情况可视为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核心指示器,因为“拥有房产和居住环境的改善,往往是社会经济地位提高的标志”。拥有住房或良好的居住环境便意味着为流动儿童打开了接受城市公办教育之门;而家庭租赁房屋居住的流动儿童不具有这种优势。
其次,家长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影响着流动儿童的社会交往。不同的家庭教育方式,流动儿童对城市社会的态度也有所不同,这影响着他们的行动策略选择。此外,家长的身份认同、对市民的态度、对子女期望的差异,都会通过日常互动而传递给儿童,从而进入儿童社会行动的知识结构。
最后,家庭内部关系也有着重要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并非将原有家庭结构和关系简单复制到城市。伴随父母职业变动、工作压力增大、居住地点的频繁搬移,家庭内部关系也在不断调整与重组。不论是空间,还是成员关系,“流动的家”永远是他们生命历程的独特之处。
3、学校
学校是流动儿童在城市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流动儿童就读的学校区分为公办学校(又可分为流动儿童占绝对多数的、城市儿童占绝对多数的两类公办学校)和民工学校,不同类别的学校对流动儿童有不同影响。相对于民工学校,公办学校因具有较好的办学条件而更有利于流动儿童的学习与生活。
更大的差别来自于软环境。与民工学校不同的是,公办学校的老师更可能采用合适的教学理念,公办学校的教育环境使得老师能与流动儿童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在不同类别的学校中,流动儿童交往的同辈群体也有所不同。公办学校(特别是城市儿童占一定比例的公办学校)的流动儿童,有更多机会与城市儿童接触,这可能会促使他们更快地融入城市社会;而在民工学校中,流动儿童接触的全是相同身份的同学,从交往结构上便限制了他们与城市社会融合,而可能形成了一种内聚化状态。
流动儿童与城市社会融合状况,不仅是来自上述三种生活情境的结构性限制,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流动儿童自身行动的结果。在此,我们特别关注了该群体中的“差生”群体。受城乡文化差异、知识结构、教学进度及自身流动性等方面的影响,流动儿童难以取得良好的学习成绩。而一旦他们接连在各项考试中失利便有可能成为公认的“差生”。尽管受家庭高流动性、收入与文化资本的限制,但在家庭的尽力辅导下,个别学生还是通过努力摆脱了这一形象。而没有摆脱差生形象的儿童,即便他们拥有绘画、手工制作、歌唱等特长,也缺少在学校公共场合展示的机会。凭借这些特长,他们进行的微弱抗争赢得了一些自尊,但还是难以祛除“差生”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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