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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度阅读的感悟——读诗歌评论集《重回诗歌本身》
阳光东坑  http://dk.sun0769.com/   2019-06-12 10:48
    我不觉得控诉“文革”的诗歌杂烩会像大多数论者说的那样有多大的石破天惊,很多时诗句的字纸还未脱墨味,作者已猝然躺倒于行走的路上了,即使深沉、坚强如北岛者,我也不觉得他凭着“我——不——相——信”(北岛诗句),便能阻挡得了浩荡的“信仰”大军——当一种势力以主流的磅礴气场摧枯拉朽的时候,你不相信也得屈从,一如那些下岗者,说下便下,哪容你信与不信呢!但我一点也不反对人们对过去那个时代的深度反思,以及对这种反思的再解读,因为“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将来”(列宁语),一如曾海津对于北岛等深度阅读后的感悟,的确有着一种以史为镜的警醒作用——“北岛的诗歌盛满了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的历史苦难,书写着那一代人灵魂的声音,这增加了诗歌的重量,沉淀了强大的民族情怀。”(引自曾海津的《重回诗歌本身》,以下引文除署名均出自该著)作者进而从中国古典诗学这个独特视角对北岛进行了解读,有十分独到的发现,这是至今为止我所看到的研究北岛最好的论文之一。曾海津评价说:“他的诗作沉郁顿挫、悲壮浪漫的诗歌色彩与中华民族在特殊历史背景下的深重忧患是和谐一致的”,由此“接下了中国诗人家国理想的火炬,并在历史的苦难中觉醒”。

    《重回诗歌本身》所论的于坚,也是新诗原野上的一道亮丽的风景。曾海津对他做了充分的肯定:“研究于坚诗学中的归家精神特征,有利于我们当代作家突破长期照搬的西方此岸与彼岸对立的二元思维结构,对世界范围内的正在追寻的形而上意义上的‘家园’有更深刻和更现实意义上的理解和拓展。”作者对于坚的阅读显然做了大量功课,所以才会有这么切实的感悟:“于坚的诗,既是他自己的生存状况的感受,也是他作为一个诗人看到的平凡世界。他诗中的感受和世界恰恰是我们每个人都曾体验过、感受过的审美世界。”他将于坚进行还原,准确地评价了于坚通过努力实现了“从高蹈的抒情到平民的歌吟”的开一代诗风之先的贡献。

    在“新诗风景”专辑的四位代表人物中,曾海津把雷平阳定位为“‘草根性和地域性写作’及‘中间代’诗群代表性诗人之一,”认为他的诗作“绚丽雄奇,奔涌着生命力”,并且“总能在那些粗粝而渺小的细节中,发现生命的欢乐和悲怆。”用这样的寥寥数语概括了一位诗家的风采特征,是需要经过深入思考的,曾海津似乎轻而易举就做到了这一点,体现了他在深入阅读的治学严谨性,事实上,严以律己,谨以处事,也是曾海津处世为人的一个基本准则。他认为欧阳江河“始终对‘神性’保持着敬畏,可以说是一个精神的‘朝圣者’,同样,他的写作也保持了对‘神性’的关怀,总是试图通过诗歌去揭示生命不可思议的一面。”作者以欧阳江河《手枪》中的“枪变长可以成为一个党/手涂黑可以成为另一个党”为例,对其诗语诡异的“神性”做出了微妙的注脚。

    在新诗的行进大军中,曾海津选取北岛、于坚、雷平阳、欧阳江河等代表诗人进行分析研究的目的,在于向读者展示不同的语境界面,我们既可以深沉如北岛、空灵如于坚,也可以忧乐如雷平阳,诡奇如欧阳江河。出于同样的心意取向,曾海津在“粤诗观察”中选取杨克、黄礼孩、世宾、郑小琼等广东诗人;在“东莞现场”中选取柳冬妩、方舟、蓝紫、黎启天、庞清明等东莞诗人;在“读书札记”中选取肖力群、杜朗朗、钟定智、张伙生等诗坛新秀,都分别有其不同侧面的范式性作用,至少能让诗歌爱好者在不同的地域游走时,有了一种向导式的路标作用。少走弯路便能学有所成,特别在今天全民写诗的浪潮一浪盖过一浪的欲望撺掇中,过于匆忙的上路者的确很容易跌倒,而在诗歌赛场上的太多挫折往往会伤害生命的自尊,必得有所指引,才能走得更加顺畅。曾海津以过来人的诗家情怀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诗学文本,体现了他作为一名评论家的智慧眼光,也反映了他作为一名基层文学组织者的良苦用心,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衷心感谢曾海津的贡献。

    对于所论及的这近二十位不同层面的代表诗人,曾海津都写出了他们每一位的诗风特点,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例如,他引用甘谷的话评价杨克道:“杨克不同于韩东,也不同于于坚,亦不同于西川,更不同于伊沙,杨克的诗歌就是杨克式的诗歌。”这种看上去很平常的引述,其实就是对杨克的诗歌才华及其独特个性的精确定位,曾海津指出:杨克的诗歌“记录了一代人的精神轨迹,现实的苦难与欢乐,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那些不断变化的意象,正是这些丰富的意象,展现出杨克在各个阶段的诗歌魅力”。在评价黄礼孩中,曾海津精准地说道:“基督信仰之于黄礼孩如同‘生命的活水’之于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个人信仰成为诗人的活水源头,源源不断地给他供应爱、生命和力量,并让诗人将从上帝领受而来的‘爱’浇灌在他的诗歌土壤中,成为对众多人的祝福。”曾海津还大段地引述新、旧约全书相关的篇章,将《圣经》与黄礼孩的诗歌进行比较研究,娓娓道来,足以体现他作为一个青年评论家、学者渊博的学识和极强的语言驾驭能力,这种跨领域的比较分析必须建立在对中西方哲学、宗教、艺术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的。

    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对于黎启天,曾海津的评价是:“带着扑面而来海洋气息”,“鲜明个人印迹和浓重地域特色”,从“他诗歌看到一种不同于黄色文明的内陆文化,意识到黄色土地文明与蓝色海洋文明之间的差异和区别”,“展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大量土地经验和粮食意象的诗歌书写”。黎启天用诗的语言对封开与开封的述说令人耳目为之一新:“肇庆这些与帝王将相有关的事/人们似乎渐已遗忘/但宋朝在肇庆任端州知府的包拯/却在人民的心中/反复对折重叠着。”即使演绎一个地名,也能令人为之惊讶不已。曾海津还指出他的诗歌成功之处在于“陌生化”的艺术手法与奇崛的想象力,“具有鲜明的辨认度和新颖性”,观点非常精准。曾海津彰显了这些特点的同时,还指出了其下来应该突破方向。

    正如范伟博士在曾海津新著《隐秘对话》序言中赞扬他“品评佳作,指陈阙失,推介新人”一样,虽然文学只是他的副业,但是他在文学的百花园里自觉地承担起了园丁的责任,这种奉献精神是相当可贵的。总体来说,《重回诗歌本身》是一部很有见地的诗歌评论集,作者小心翼翼的选择、大开大合的评判以及细致详尽的求证,体现了他十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丰硕的研究成果。(文 / 蔡少尤)
来源:《东坑》报 编辑:钟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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